先舍后取财政改革成功的秘诀

　　记者：今年是财政改革30周年。按照中国历史的传统，30年为一“代”，中国财政在这一“代”中经历了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变革，是值得好好纪念和总结的。

　　刘尚希：是的。这30年确实不同寻常。总体来说，它形成了“让利—放权—分权—非对称性分权”这样一个改革路径，体现出鲜明的渐进性特征和很强的中国特色。

　　记者：这样一种概括给人一个感觉就是，如果把财政作为主体的话，这个过程是一个不断的“舍”的过程，“让利”是“舍”；“放权”是“舍”；“分权”是“舍”；“非对称性分权”还是“舍”。这个过程是“不得已而为之”的过程，还是“主动出击”的过程？

　　刘尚希：恐怕两方面的因素都有。财政统得过死，不“舍”，就迈不动步。但是，它更是一个积极主动的过程，首先是经过解放思想的大讨论，承认了物质利益原则；其次是立足于这个思想认识基础之上构建一种动力机制的改革尝试，以期通过物质利益来激发各方面的积极性。

　　记者：你说的尝试，是不是“摸着石头过河”的意思，应该是一个不断试错的过程吧？

　　刘尚希：是的。“让利”、“放权”的制度设计并没有一个清晰的界限。哪些“权”要下放，“让利”到什么程度，并没有一个准确的界定，基本上是“边改边看”。但这里还是有一个演进的轨迹。比如对企业“放权让利”，就是一步步地让和放，先是对企业实行利润留成和企业基金制度；接着实行两步“利改税”；最后是政企分开，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中央对地方的放权让利同样如此：先是实行“分灶吃饭”和大包干体制；1994年推行分税制财政体制。

　　记者：这里面恐怕既有“边改边看”的因素，有中央和地方、财政和企业不断相互博弈的因素，也有借鉴西方经验的因素，还有看经济、企业和各级财政发展状况而相机决策的因素。

　　刘尚希：财政改革不能说一开始就目标很清晰，也不能说毫无目标，应该讲它是随着国家总体改革的推进一步步清晰起来的。比如开始是提“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后来才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财政改革的目标是服务和服从于这些大目标的。在“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改革时期，财政“让利”和“放权”是留有很多“计划”的尾巴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时期，政府与企业、上级政府与下级政府的边界才日渐清晰起来。当然，在具体的财政改革过程中，每一步都伴随着中央和地方、财政和企业的相互博弈，都有借鉴国外经验和相机决策的成分。

　　记者：总而言之，30年财政改革的过程，是一个不断“舍”的过程，一步一步地“舍”是为了未来更好地“取”。

　　刘尚希：对。我们大胆地“舍”去了无活力、无生机的无所不包的“大一统”财政，最终获“取”了充满生机和活力的不断成长的公共财政。

　　取舍背后的大智慧和大胆略

　　记者：改革之初，我们的财政收入每年才1000多亿元，而去年的财政收入已高达5.1万亿元，增长了50倍，即使扣除通货膨胀的因素，这个增长也是惊人的。现在每年的增量收入也要远远超过改革之初一年的财政收入，堪称奇迹！

　　刘尚希：是的。事后来看，我们不能不钦佩当初改革的大智慧。正是由于中央在财政上的“放权”、“让利”，2007年全口径计算有一半左右的省份财政收入过千亿，一些省份地方财政收入也已相继迈过千亿门槛。昔日的贫穷渔村——深圳，2007年全口径财政收入达到2770亿元，上划中央收入继2006年首破1000亿大关后再破2000亿元大关，达2112亿元。而且，财政的“取”只是集中的体现，通过财政的“舍”，老百姓的生活越来越好了，中国的企业更有竞争力了，区域经济在竞争中变得越来越有活力了，我们的国力更强盛了。从某种意义上说，财政之外的这些“取”才是“舍”最大、最根本的收益！

　　记者：不过，在改革之初，不可能预见到这样一个“高收益”的结果，但是，改革导致减收的压力却是看得见的。当时刚刚经历文革，百废待兴，要花钱的地方实在是太多，这个时候的“舍”更多需要的是胆略。像解放战争时期刘邓大军舍弃很多坛坛罐罐，破釜沉舟，挺进中原一样，解放战争时期是把中国的命运“赌”上去（毛泽东语），改革之初是把改革的命运“赌”上去，前后决断所体现出的胆略可说是异曲同工。

　　刘尚希：要说改革导致减收的压力，确实很大。1979年财政支出增长14.2%，而财政收入只增长了1.2%，当年出现了135.41亿元的巨额赤字，占当年GDP的3.33%。1980年赤字缩减为68.9亿元，占当年GDP的1.51%。之后的财政赤字虽然有所下降，但财政的“两个比重”(财政收入占GDP比重和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比重)一路下滑，一直延续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这个时期财政的家不好当啊，翻一翻这个时期的财政档案，你会发现“增收节支”这个词出现的频率非常高，这是每逢开会和发文件时都要反复强调的一个问题。如果你去问一问当年的财政供给单位的干部职工对财政部门的印象，他们一定会脱口而出：“抠门”。正是财政部门上上下下的“抠门”，帮助我们度过了最困难的时期。

　　记者：是的，改革上的“大胆”，如果没有管理上的“抠门”作基础，那是寸步难行的。

　　如何将改革的“遗产”发扬光大

　　记者：30年改革不仅仅给我们留下了一个初步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财政体制和制度，留下了基本能满足支出增长需要的收入“家底”，更给我们留下了上面所说的“先舍后取”的大智慧、勇往直前的大胆略和勤俭节约的“抠门”作风这样一些宝贵的精神财富。这些精神财富对今后的改革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吧！

　　刘尚希：当然。吃糠咽菜的苦日子虽然过去了，但我们面临着应对建设和谐社会这样一个更大支出压力的任务；我们的财政（一定意义上还有经济）虽然基本上实现了由计划型到市场型的转变，但从某种意义上对财政而言更为艰难的政府转型、社会转型需要我们去面对。

　　记者：是啊，迈过一道坎，前面还有一道道坎等着我们迈过去。现在不是讲要建立“民生财政”、“服务型财政”嘛，都是今后的“坎”！

　　刘尚希：就拿民生财政来说吧，决不仅仅是支出倾斜就完了。首先要改革政府间财政关系，要让直接接触民生的地方财政有钱去关注民生，要让事权、财权和财力相匹配，这恐怕要拿出点“舍”的勇气；其次要加快和加强公共产权的改革和保护，公共产权改革事关初次分配的公平，如同一棵树如果在还是树苗的时候就矫正了，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的。此外，还要进一步提高财政透明度，进一步规范税制！

　　记者：30年改革的经验告诉我们：改革的时候不妨胆子大一点，舍得舍弃一些坛坛罐罐；管理的时候不妨“抠门”一些，精细化一些，不该花的钱一分不花。只有这样，我们的事业才能进步。如果把两者颠倒过来：改革的时候抠抠唆唆，像个小脚女人，管理的时候大手大脚，甚至胆大妄为，那我们的事业就会停滞甚至倒退，如果是那样的话，我们就愧对改革的先驱！我们一些地方和部门财政有没有这种倾向呢？！

刘尚希：是应该防止这种倾向，财政的大好形势来之不易，应该珍惜；前辈们改革留下的宝贵遗产，我们这一代人有责任发扬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