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邹平

　　邹平，曾任省财政厅行政事业财务处处长、社会保障处处长和财政部国库司副巡视员。

　　几乎和17岁生日同时，我收到了上山下乡办理户口迁移的通知。于是，我就此结束了8年小学、2年初中的全部学业，卷巴卷巴行李，在父母的忧心忡忡和牵肠挂肚中，满怀豪情、义无反顾地踏上了“滚一身泥巴，炼一颗红心”的上山下乡之路，开始了后被同事们戏称为“拉架子车也算工龄”的知青经历。

一把铁锨

　　下乡了，自食其力了，我这个刚出校门又矮又瘦的小女生立马成了生产力三要素之一。很快，农场给我们下发了第一批生产工具：每人一把铁锨，两个人一副抬筐，三个人一辆架子车。这就是20世纪70年代初的劳动工具，和我们祖先原始的劳动工具相比没有多大区别。

　　我一手拎着一个沉甸甸满是锈迹的铁锨头，一手拖着一根又粗又长又弯又沉的大木棍（锨把）从仓库出来时，心里直犯愁：怎样才能把这两样东西整到一起呢？想我在家时，上有哥哥，下有弟弟，粗活累活总也轮不到我，我哪知道锨头和锨把怎么安？看看周围，大伙儿也都是一脸的困惑。后来，在贫农代表的指点下，我们开始了参加工作后的第一项劳动：自己动手安装锨把。

　　我先试着在木棍一端用斧子砍了几下，但用劲太小，不见几片木屑下来。于是，我不得不抡圆斧子狠命猛剁了一气，总算把木棍一头砍得细了些，然后插进锨头再用斧子往里砸。锨头和锨把总算安到了一起，接口处还爆起了木屑，安得很结实。我喘了口气，操锨在手，正想欣赏一下自己的劳动成果，却立刻发现不太对劲儿。原来我只顾忙着把锨把安进锨头里，却忘了考虑木棍的曲直，结果锨把的弧形没安成上凸下凹，却成了侧弯，拿眼一瞄，整个儿一个弯弓形。我懊恼地就地摔了几下锨头，想把它摔下来重安，结果是纹丝不动，只好凑合着用吧。

　　那铁锨实在不好用。由于锨把侧弯不平衡，我必须两手使劲儿握着锨把才不至于往一边倒；锨把又粗又长，我的手握不住不说，立起来比我还高一截，用起来怎么也不利落；铁锨还很沉，天天光端着它都够呛，可还要铲上一大锨土，还要把土扔出很远呢！锨把是白茬树棍，上面涩拉拉不少毛刺，没几天，我手上就是一片水泡。水泡破了还要照样端锨、照样扔土，结果天天满手心黏糊糊的，很疼。

　　一次拉着架子车回郑州积肥，走了30多里路，到家我已累得筋疲力尽，拖着沾满泥土的歪把锨，顺手就把它靠在了家门外的墙上。

　　我正狼吞虎咽地吃饭，爸爸走过来，拿起铁锨看了看，又掂了掂，问我，“是你的锨？”

　　我满口是饭，含含糊糊地应道“嗯”。

    “你自己安的？”

　　“那当然！”我忙咽下饭，不无自豪地说。

　　爸爸看着我，好半晌，才拿起铁锨无言离去。我那时真是年轻，不晓事，而今自己做了母亲，回忆当年，才懂得了父亲眼光里那复杂的含义。

　　第二天，当我要出门积肥时，爸爸把铁锨递给我。哇！这就是我的歪把锨吗？我不禁大吃一惊。一夜功夫，它竟变成了这般模样。锨把不歪了，侧弯变成了上下弯，上凸下凹恰到好处；锨把不粗了，握在手里刚刚好；锨把不长了，不高不低正适合我；锨把上的毛刺也没有了，上下一捋溜光溜光；再看锨头，也打磨得十分光亮。我惊喜地把铁锨拿在手里，上上下下仔细打量，真是既精致又轻巧，简直像一件艺术品。我高兴地拉着父亲的胳膊，简直要跳起来。

　　从此，在农场多年的劳动中，这把铁锨再也没离开过我。每天下工，再累我也记着用水把锨上的泥土洗刷掉，或者用稻根把它擦干净，从不让它带着泥水过夜。天长日久，铁锨光亮而锋利，特别顺手好用。后来，我成为为数不多的每天10个工分的好劳力。再后来，冬天兴修水利挖河，我光着脚站在漂浮着大块冰凌的河水里，轻松地挥舞着铁锨，铲泥如切豆腐。我先把铁锨在水里涮一下，然后插入泥中用脚一踩，整整齐齐切下一大块泥，右手一压锨把，左手腕就势一抬一抖，“嗖”地一下，那块泥就飞上了河堤。

　　而今回想起来，那把轻巧精致的铁锨仿佛就在我的眼前。我心中不由一阵阵刺痛：我真混啊，当初怎么就不知道将那把饱含父爱的铁锨带回来留作纪念呢？想我父亲，既不是工程技术人员，也没有工匠的手艺，不过是个学生出身的机关干部，那把铁锨一夜之间的神奇变化，寄托了父亲多少关爱和深情！父亲一向宠我，舍不得我下乡，但我下去以后，他从没说过、也没想过任何办法把我调回来，始终默默地注视着我，任我去走自己的路。在农场艰苦生活的磨炼和曲折的心理成长历程中，我虽然对前途感到过迷茫，对身边战友一批批上学、一批批招工回城感到过失落，但仍凭着不服输的性格和不懈的努力，一步步走了过来。我心中也曾抱怨过父亲不想办法早点把我从农村捞回来，但最终我要感谢父亲给我的成长空间。而今父亲早已离去，留给我的是无尽的悲伤和思念。只有那深厚的父爱，在温馨的记忆中伴随着我，直到永远。

宫部长家门口的粪堆

　　刚下乡时，要是能回郑州积肥，还真算是一桩美差。虽说积肥要天天拉着架子车或粪桶车在市内各个家属院掏垃圾箱或厕所，但毕竟能住在自己家里呀！能住在家里的诱惑与其说对我们这些刚下乡的小青年有吸引力，不如说对家长的吸引力更大。

　　并不是人人都能回郑州积肥的，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那就是你家附近一定要有可以临时堆肥的地方，因为必须积够一定的数量，连队才能派拖拉机拉回去。郑州大小也是个省会，不是说你想在哪儿堆个粪堆就能在哪儿堆个粪堆的，况且，就是让你随便堆，你舍得吗？那时郑州郊区建了十个知青农场，有上百个连队，几万人，都靠自己开荒种地，谁不需要肥料？更何况还有那么多没钱买化肥、长年累月就在郑州积肥的农民呢！只怕你辛辛苦苦积了一堆粪肥，转眼之间就被别人轻而易举地拉走了。于是，当时连队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就是：谁能找到可靠的堆肥的地方，谁就可以回郑州积肥。

　　记得第一批有幸回郑州积肥的是邮电局家属院的几个知青和省委宫部长家的两位千金。邮电局家属院几个知青的家长共同去找居委会，要求在家属院里为孩子们找一个积肥的地方，得到居委会的同情和批准，不仅在院内找到了地方堆肥，而且整个家属院也不再让外人进去积肥了，全部包给了大院里的知青。宫部长家则只有把粪堆堆在自家门口院子的空地上了。

　　宫部长是一位老革命，住在省委部长院里。那是一排排宽大的平房，每排只住两家，每家有六七间房，颇像电视剧《激情燃烧的岁月》中石光荣的家，不过不是二层楼，也没有围墙。每家门口都有一片宽敞的院子，错落有致地种着一些花草，宫部长决定，就把粪堆堆在院子里的花草地上。

　　按照连队的要求，积肥两人一辆车（有的车上是粪桶），每天每车要积够两车（桶）才算完成任务。一般每个积肥点都有好几辆车同时积肥，这样一来，每天川流不息的积肥车都要把拉来的垃圾和大粪倒在宫部长家门口。眼看粪堆一天天长高变大，苍蝇飞舞，臭气熏天，宫部长家的门和窗子只好日日紧闭，出来进去都要迅速关门。臭味自然也会殃及左邻右舍，但当时谁家没有子女下乡？为人父母心心相通，大家能忍也就忍了。连队每周派大拖拉机进城拉一次肥。晚上，拖拉机雪亮的车灯照着，马达一路“突突”响着，径直开到部长家门口，然后“咣当”一声放下车斗挡板，接着跟车的知青便开始装车。一时间，铁锨铲粪的“嚓嚓”声、粪肥砸到空车斗里的“啪啪”声、人们说话的“嗡嗡”声、脚踩在垃圾堆上的“嘁里咔嚓”声不绝于耳，使寂静的夜变得热闹非凡。碰到天阴下雨路滑车陷走不动，大家还要喊着“一二三”推上一阵。老部长真是好脾气，对我们从来没有半点怨言，还常和女儿一起招呼大家喝水什么的。每天早晚，老部长还带领着妻子、女儿和保姆，全家老少齐上阵，在部长大院里扫树叶为我们积肥，成了我们连积肥队的编外队员。

　　多少年过去了。至今，每当想起宫部长家门口的那个粪堆，想起夜晚宫部长为我们张罗着倒水、早晚在大院里率领全家扫树叶的身影，我心中就涌起一种深深的感动。老部长固然爱自己的女儿，但“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他把对子女的爱无私地推及到我们每个知青的身上。除了积肥时他家门口有点儿空地上的优势外，他的女儿在连里没有任何特殊之处。后来招工时，他的两个女儿一个去了鸿兴源点心店，一个去了二里岗饮食公司小吃店。老部长没有使用权力为自己的女儿谋取一点儿利益。

　　那时的风气，让人感慨，叫人留恋。

郑花公路上

　　郑州市区到郊区花园口公社那条30多里长的郑花公路上，当年不知留下我们多少重叠的脚印。一写到这儿，我眼前就浮现出一幅令人难忘的情景：绿树成荫的公路上，一个知青拉着一辆架子车，另一个知青坐在他车上，同时手上拉着另一辆架子车；第三个知青又坐在第二辆车上，手上也拉着一辆车……有时七八辆架子车就这样连在一起，在路上形成一条长长的架子车链条。大伙儿坐在车上，虽然只是架子车，却也是十分惬意，一副优哉游哉的模样，时不时还扯着嗓子唱上一段。天高地阔，人稀车少，这路上我们简直就是皇帝。那光景，是今天那些坐着捷达想宝来，有了宝来又想宝马的人所无法体会的。一路上，大家轮番拉车，几十里路不知不觉很快也就到了。

　　连队不止一次地强调不能这样拉车，说是不安全，但没人当回事儿。况且，如果人人都拉车或跟着车走，30多里路一脚一脚地量过去，可不是轻松的。与其大家一块磨鞋底，不如几个坐一个拉来得舒服！

　　后来，连队买了一大一小两辆拖拉机，我们淘汰了架子车，鸟枪换炮，也开始了“现代化”。一到农闲，我们的两辆拖拉机撒了欢儿地奔跑在郑花公路上，拉沙、拉砖、拉粪忙得不亦乐乎。常常，两辆拖拉机在路上交错而过，大拖拉机上的人居高临下俯视着小拖拉机，自有一份优越；小拖上的人对大拖拉机上的人虽需仰视，却也不甘示弱，吆喝声反而更响。两个拖拉机上的人常常大呼小叫，互相挑衅，最后，少不了你一把沙地扔过来，我一把沙地撒过去。在大家的鼓动下，小拖拉机还经常在公路上“拧麻花”，挤兑大拖拉机，挡它的道儿，不让它超车。在人们的吆喝声中，两辆车在公路上拧着、别着、挤兑着，一直跑出好远，险象环生。两个拖拉机手像两个不甘示弱的斗牛，凭着自己娴熟的技术在公路上较劲儿。这情景，多次演绎在郑花公路上。

　　一天下午，小拖拉机奉命到郑州油化厂拉棉籽饼。棉籽饼可是上好的肥料。按照油化厂的规定，买棉籽饼是论车付款，装多装少一个价。为了不吃亏，我们每次都是狠命猛装，装了踩，踩了装，有时还要蹦上几蹦踩踩实。那天正巧有几个人要搭车回连，于是，在车斗中堆得高高的棉籽饼上，又坐上了几个人。小拖拉机吃力地“突突”着，载着明显超重的拖斗吭吭哧哧地上路了。行至半路，忽听“砰”的一声巨响，车胎爆了！拖拉机像脱缰的野马，一下子从路上翻到了路边的水渠里，“扑通”一声水花高高溅起，连车带人顿时都没了影儿。

　　片刻，大伙儿踉踉跄跄地从水渠的污水里爬了起来，抹一把脸上的泥水，满脸惊恐。可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只见人人都是一身的水、满脸的泥，一副落汤鸡的狼狈样，又忍不住笑成了一团。忽然，有人大叫起来“少了一个人！小曹呢？”

　　大家都愣住了，四下一扫视，真的少了一个人！

　　立刻，人们慌成一团，纷纷又跳下水去摸去找人。当托起小拖的扶手，才发现小曹的头竟卡在了车座和车斗的连接处，七手八脚一阵忙乱，总算把小曹拉了出来。只见小曹满脸是血，眼角处长长一道大口子，呼呼地往外冒血。十八九的小青年谁见过这个？都吓坏了。不知是谁喊了声“赶快送医院！”大家这才慌忙跑到公路上拦下一辆路过的汽车，抬上小曹，催促司机飞也似地向郑州市内驶去。

　　万幸的是小曹只是眼部皮肤受伤，眼角处缝了好几针。小曹原本美丽对称的一双丹凤眼，现在成了一只眼大一只眼小，左眼角留下一道长长的疤痕。“不经一事，不长一智”，这疤痕连同安全生产的意识，从此算是深深刻在了大伙儿的心上。

　　郑花公路上，记录着我们成长的脚步，留下了我们多少难忘的记忆！

黄河滩里的额外收获

　　我们下乡在郑州郊区花园口公社。当年蒋介石为阻止日寇前进，在黄河花园口段炸开了黄河大堤，河水一泻千里，使无数百姓流离失所，花园口也因此广为人知。我们连队驻地距黄河大堤不过几里路，大伙儿割草、散步不经意间就跑上了大堤。

　　黄河号称悬河，随着泥沙一年年的淤积，河床越来越高，早已超过了下游一些城市，不少地段宽宽的河床都已干涸，平展展一望无际的河滩地没有归属，谁种谁收。河滩地十分肥沃，播下种子，若运气好秋季汛期不上水，可以闹个好收成，白捡似的；若水上来，颗粒无收不说，还白搭了种子。

　　我们知青连队的土地全靠开荒得来，数量不多，既然河滩地肥沃且无归属，当然是不占白不占。每年春天，我们早早就出动人马，抢占河滩地。一班儿男生赶着牛，拉着犁，带着锅碗瓢盆，大老远跑到荒无人烟的河滩地，每天就是赶着牛犁地，犁到哪里哪里就是我们的地盘儿，很像当年的跑马圈地，只是，人家是轻轻松松骑马飞驰而过，而我们却是赶着牛扶着犁累得呼哧呼哧。“圈地运动”一干就是二十来天，只要不出播种季节，就可着劲儿能犁到哪儿就犁到哪儿，能种多少是多少。

　　“圈地”不是一件轻松活儿，犁地种地倒不怕，只是黄河滩荒无人烟，吃没得吃，住没得住，没水、没电、没厕所。但这从没难倒过我们。春天一般是男生去播种黄豆，到了秋天，大多是女生去耩麦。农场女多男少，劳动中一直最充分地体现着男女平等，大家都干一样的活儿，基本上没有什么性别照顾。秋季三个女生一组去黄河滩耩麦，一个是饲养员兼做饭送饭，另两个人整天就是在河滩里犁地耙地耩麦。烈日暴晒，河滩地无遮无挡，她们一个个晒得像黑脸包公，渴了，就喝河里的水，厕所，就是邻家没割的豆子地。后来我曾问其中的一个女犁手，当年在那叫天天不应、呼地地不灵、荒无人烟的河滩地里，见天就是你们两个女生，害怕不害怕？她说，那时候根本不知道啥叫害怕。

　　记得有一年秋天的晚上，天色已黑，忙活了一天的人们就要入睡了，忽然连队钟声大响，接着院子里的大拖小拖都“突突”了起来。紧急集合！说是黄河水要上来了，全连紧急出发去黄河滩抢收豆子。半年心血岂能付诸东流？大伙立刻来了精神，跳上车来到了河滩地。旷野里黑灯瞎火，啥也看不清，大伙也顾不上说话，下车就挥镰猛割豆子，黑暗中也分不清谁是谁的地了，反正是见豆子就拔就割，心想不管谁收总比让水淹了强。结果忙了一夜累个半死，到早上也没见河水上来，虚惊一场，倒多割了左邻右舍不少豆子。

　　还有一年运气好，我们请把式指导在黄河滩种的西瓜大丰收，一车一车往连队拉，怎么也吃不完，于是连队决定，往每个知青家里送西瓜！拖拉机满载西瓜来到郑州，按图索骥，每到一家，几个人“呼呼腾腾”拖下来两麻袋瓜抬进屋去，把家长们都乐得合不上嘴：哎呀，吃上自家孩子种的西瓜了！

　　连吃带送还剩下不少瓜，连里便决定，到郑州卖去！

　　大拖拉机往市里闹市的路边一停，车上车下几个人就张张扬扬吆喝起来，“快来买，大西瓜！黄河滩的大西瓜，吃一口甜掉牙！” 吆喝词不算新鲜，都是从电影里学来的。

　　老实讲，花园口农场27个连队5000多人，大热的天儿，能有西瓜吃的连队就少找，还能有瓜到街上卖的也就我们二连一家了！只见几个卖瓜人一个个晒得黑不溜秋，穿着件跨栏背心，肩上搭着条黑乎乎的毛巾，光脚趿着双拖鞋，和进城老农的穿戴没啥两样，可人们还是一眼就能看出是知青。那年月，谁家没有孩子上山下乡？像我们家兄妹四个一股脑儿全都下乡的也不乏人家，哪家父母不是日夜牵挂！因此，市民们看到满脸淌汗的知青在大太阳地儿里卖西瓜，既新奇，又心疼，不由得想起自家下乡的孩子，常常蜂拥而上来买瓜，想让我们早点把瓜卖完好回家，加上我们的瓜的确又脆又甜又便宜，所以每天的西瓜都不愁卖。

　　每天卖到场光地净时，几个人坐在拖拉机车斗里，翻出书包里皱巴巴一大堆票子数着，傍晚习习的凉风吹着，大伙儿说笑着，那光景，真的是幸福极了。

进城打小工

　　回城工作以后，每逢看到街头挥动着大镐吭吭哧哧破路挖沟的农民工，或是看到建筑工地上汗流浃背提泥搬砖一溜儿小跑的小工，我总是有一种发自内心的亲切感，想当年，我们不也是其中的一员吗！

　　下乡两年后，经过艰苦创业苦干实干，我们连队达到了粮食蔬菜年产双双超过十万斤，大大超过了农场下达的预定目标。连里养了猪，喂了牛，挖了鱼塘，鸡鸭鹅成群，自给有余，生活得到很大改善，由刚下乡时每天两顿窝头加咸萝卜，变成了全部吃自己种的大米白面，而且经常是有鱼又有肉了。只是由于粮食蔬菜都卖不上价，大家辛苦一年，到年底，每人只能分得一二百斤大米拿回家，花钱还得向父母伸手要。为了改变这种状况，连里决定农闲时组织人员到市内的工厂打小工挣钱，以便年底为大家分红。

　　下乡第三年，我们来到了郑州油脂化学厂，开始了打工生涯。

　　当我们生平头一次穿上崭新的工作服时，心里那种高兴劲儿就甭提了！要知道，那时可是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年代，工人阶级的地位远远高于社会上干部、教师等一切阶层。穿上新工装，虽身为小工，但我们自感离工人阶级已经很近了，简直就要是了！一身工装上班穿了下班也穿，都舍不得换下来。

　　但小工毕竟是小工，分给我们的工作地地道道都是小工们干的活计：甭管男女，一律是室外作业——为暖气管道包石棉瓦。

　　我们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工具依然是那么简单：一堆石棉瓦，几卷化纤布，一捆剪成段的细铁丝，外加每人一根用来拧紧铁丝的钢筋棍。

　　已是初冬时节，几乎天天刮风。一阵阵狂风刮过，黄叶遍地，满天是土。在凛冽的寒风中，随着管道的延伸, 我们一会儿地面、一会儿半空地爬上爬下，忙个不停。风卷着尘土和石棉瓦的粉末扑面打来，刮得我们睁不开眼，天天一个个灰头土脸的。活倒是不累，比起在连队白天割稻夜里打稻日夜连轴转的“双抢”大忙，干这点活儿对我们来说简直就是小菜一碟，关键是心里不平衡。每当我们坐在半空中的管道上包石棉瓦，透过高大明亮的玻璃窗，看到车间里穿戴整齐的工人们在机器间巡回，那种悠闲自在和从容不迫真叫人羡慕！再看看我们，浑身土，满脸灰，女生们头上包着条灰蒙蒙的头巾，全无一点儿花季女孩的颜色；男生们灰头土脸不说，为防寒有的还在腰上束根麻绳或拧根铁丝保暖，整个儿像是一群乌合之众！对比之下，我们心里很不平：这叫什么事儿？为什么我们就该干这个！后来才知道这就是城乡差别。

　　而今三十多年过去，这种城乡差别不仅没有什么改变，反而有拉大的趋势。明明农民工干着城里人不愿干的最脏最累的工作，却又被一些城里人嫌弃，认为他们影响了社会治安和市容；明明农民工起早贪黑创造着城市的卫生和文明，却又被一些城里人斥为不卫生和不文明。城里人欣然享受着农民工的劳动成果时，心里有过多少尊重、多少平等呢？是谁把原本平等的人分为三六九等？

　　好歹暖气管道总有包完的时候。后来又让我们刷了几天油桶。当再也找不到室外作业让我们干的时候，终于，我们被分配进了车间。就像鱼儿游入了大海，就像鸟儿飞进了树林，一旦有了一点平等竞争的机会，我们这群能吃苦、有知识、手脚麻利又勤快的知青小工，立刻就爆发出极强的战斗力来。很快，无论是在传统工艺的肥皂生产车间，还是在全部设备都从国外引进的现代化香皂生产车间，几乎全部重要岗位都被我们占领，知青小工成为深受各个班组长欢迎和器重的生产骨干。

　　小工不再是小工，临时工也不再临时，这一干，我就在郑州油脂化学厂干了两年。

我们二连

　　还是那位说我的工龄长是因为“拉架子车也算工龄”的同事，一次聊起来，他用很不屑的口吻说，“哼，你们知青，还不都是些掰老乡的棒子、偷老乡鸡鸭的角色！我就不信，你下乡几年从没吃过老乡一只鸡！”显然，他一直在为我年龄比他小七八岁，工龄却比他长一大截而耿耿于怀。

　　这真是天大的冤枉！我非常气愤，但又感到很难和他说清。是的，当时一些知青是有点劣迹，但下乡的知青何止千万，怎么能够以偏概全？我们这些人，千真万确是循规蹈矩、再正统不过的。我们花园口农场二连，是郑州郊区十个农场、上百个连队中的先进连队，是郊区几万知青的一面旗帜。1976年，我们农场发展第一批中共党员共12名，其中7名都是我们二连的。

　　我们是元旦过后下的乡。下乡第三天，雪刚停我们就下地了。两个人一副抬筐，往地里抬石头，准备打地基建房。我们这些十六七岁的中学生，刚走出校门，从没干过重活，一下乡，立马就被当成了壮劳力抬石头，真是有点吃不消。没抬几筐，我们就一个个被压得龇牙咧嘴，肩膀火辣辣地疼，抬杠不敢再往肩膀上放，不由你不学着《朝阳沟》里银环的样子，用两手使劲儿往上举着抬杠，尽量减少肩上的压力。刚开始时地冻得梆硬还比较好走，抬了几筐后，地上的雪被踩化了，满地稀泥，一步一粘鞋。我们一双手既要举着抬杠，又要不停地把粘掉的鞋提上去，忙得顾上不顾下。后来不知是谁带的头，大家都脱下袜子和棉鞋，干脆光脚在泥雪地里跑来跑去。刚脱下暖烘烘的袜子踩在雪地上，钻心儿的凉，跑了一阵后，脚冻麻木了，也就不觉得凉了。

　　尽管被压得直吸凉气，但谁也不愿比别人抬得少，大伙儿都硬撑着拣大块的石头往自己筐里装，还走得飞快。这种人人争先的精神，从下乡开始，一直持续到二连解散。也正是这种精神，使我们连队始终保持了先进。下乡第六年，我被派到农场落后连队去担任工作队长。挑粪浇麦时，连里两个高大强壮的小伙子，用一根长长的抬杠抬一桶粪，而我这个不到1米6的矮个子女生，一人挑着两大桶粪，过来过去的路上我们常碰面，他们心安理得，没有一点儿不好意思。这就是两种截然不同的连风。

　　我们是开荒种地。分给我们的荒地都是寸草不生的盐碱地，冬天白茫茫一片，常有老乡拿着扫帚去扫地面上那层白碱，然后回家熬碱面。开始插秧了，我们整天站在水田里，两条腿经盐碱水一泡，再让黄河滩上刀子似的狂风一刮，没两天就裂开了无数条口子，整个小腿肿得圆滚滚，蹲都蹲不下去，一蹲皮肤好像要爆炸，疼得没法儿说。还有的人水土不服，腿上起满了明晃晃的大水泡，稍一碰水泡就破，天天流黄水，疼得整夜睡不着觉。尽管如此，早上连里上工的钟声一响，大家咬咬牙挽挽裤腿就又跳进了盐碱水田里了，没有一个人叫苦喊累。大家共同的心愿就是要在艰苦的生活中磨炼自己，滚一身泥巴，炼一颗红心。理想和信念支撑着一颗颗年轻的心。

　　为了改造盐碱地，每年盛夏农活少的时候，连队都开展“万斤草”活动，号召大家利用业余时间割草积肥。通常是大早出过早工后，吃罢早饭，顶着烈日，大伙儿每人拿一把镰刀拎一根绳，三三两两就出发了。农村不同于城市，除了村庄周围外，地里基本没什么树，任由火辣辣的太阳尽情发威，我们被晒的脸上胳膊上一层层地蜕皮。一次我和同伴在一条河沟里割半人高的野草，没有一丝风，河沟里的水都被晒成了热的，站在水里，下蒸上晒，热得人简直透不过气来。我大把揽草奋力地割，脸上的汗水“啪啪啪”不停地滴落在脚下的水里，在水面激起一圈圈涟漪。不一会儿我们俩的衣服就全被汗水湿透，只有衣服底边加厚处还留有一点衣服的原色。一连几个夏天，我们都是这样度过的。

　　冬天是农村的闲暇时节，农民大都猫在家里不干什么活了，而我们得利用这段时间平整土地。分给我们知青连队的土地都是荒坡野岗，高低不平，高的凸起三四米，低的凹下一两米，而种水稻对地的平整度要求很高，全靠我们利用冬季农闲一块块整治。冬季除了下雪天，我们每天都出工。常常，地冻得梆梆硬，一镐下去只能砸出个白点，半天也撬不起来一块土，我们轮流挥镐连砸带撬，撬下来的都是一块块半尺多厚、一米见方的冻土块，要几个人才能抬到架子车上去。撬开了上面的冻土层，下面的土就好挖了。我们连一百多亩水稻良田，都是这样一镐镐、一锨锨、一车车平整出来的。

　　为加固黄河大堤，公社给知青连队分配了往大堤上运送石方的任务。连队派人往黄河大堤上拉石头，不论男女，每人一辆架子车。我们一帮女孩儿一人拉着一辆装满石块的架子车往几米高的大堤上送，车上的袢带深深勒进了肩胛，每个人都是身体前倾、头几乎要栽到地面，脸涨得通红，汗如雨下。至今想来我仍有些后怕，我们都是一辆车紧随着一辆车，没有什么安全距离，一旦前面的车下滑或石块掉落，后面一串连人带车都会被石块砸伤，后果不堪设想。那时我们年轻，没有什么安全意识，好歹，总算走了过来。

　　在我们连，诸如招工招生招兵进城打工这些关系个人切身利益的好事，从没人到领导那里去找去跑去争取，并不是说大家没想法，只是连里没那种去跑去要的风气。人们心中虽想却没人去说，只能眼睁睁地看天上的馅饼究竟会落到谁的头上，砸到谁算谁。至今我仍清楚地记得，连里一位女同学，已经拿到了郑州煤矿机械厂招工录用的通知，在去厂里报到上班前，按照连里的惯例，她仍坚持每天上工，站好最后一班岗。一天早上，天还未亮，她跟随大拖拉机往地里送粪，车过田间沟渠的时候，她没坐稳被从车上颠簸下来，昏暗中没人发现，车轮压了过去，她就这样永远离开了我们，再也没能去工厂报到。在那样的环境中，人们自觉地用一种大伙公认却并没有明文规定的准则来规范和约束自己，没人强制，但却比明文规定更有效。我们连队的知青大多是省直机关干部子弟，其中高干子弟也不少。后来我曾想，如果一旦有人开了跑门路的口子，连里会是什么样？但这似乎从来不是问题。

　　房子是我们亲手盖，农田是我们亲手开，水井是我们亲手打，鱼塘是我们亲手挖。艰苦创业，一切都是我们干出来的。我们连，下乡当年就实现了粮食自给，而在下乡六年后，我到和我们同时下乡的后进连去工作，他们还在靠吃国家的返销粮生活，80%的粗粮，每天两顿窝头加咸萝卜，和我们刚下乡时一个样。

　　我们二连，至今仍让我怀念。

心中的痛

　　1978年，当我们这批知青中的最后一批人离开农场时，已经是我们下乡的第八个年头了。从十六七岁到二十四五岁，我们人生中最美好的青春岁月都是在农村艰苦劳动中度过的。当初，我们两手空空地下去，如今，又两手空空地回来。在农村，我们留下了青春、汗水和我们用双手开垦的万亩良田；而回城，我们很多人既无学历又一无所长，面临的是对事业、爱情和前途的迷茫。

　　我心痛，痛在我们十六七岁正值学习的大好年华，却生生被从教室里赶了出来，被迫中断了学业。我的不少同学，直到退休，仍是初中二年级的学历。那是怎样的初中二年级呢？我们没有学过物理和化学，学的是《工业基础知识》，教我们怎样修理农业机械；我们没有学过历史和地理，学的是《农业基础知识》，教我们怎样种水稻、棉花和花生。外语倒是还学过几天，直到今天我还记得“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万岁”等几句，之所以记得，原因就是每天把这几个词无数遍的重复念得滚瓜烂熟。简而又简的课程安排，还得靠天天批“读书无用论”来维持教学秩序，在那样的环境中，我们又能学到什么！

　　当年全国集中上山下乡的知青主要有三批，前面是1968年下乡的“文革”前的高中、初中老三届，后面是1973年经历了“教育黑线回潮”的高中生。我们这批1971年下乡的学生，都是在“文革”期间上的初中和高中，年龄最小的只有十五岁，学历最低的仅上过初中一年级。1977年恢复高考，虽然给千万青年提供了实现理想的机会，但由于所受教育的程度不同，其结果也大不相同。我们要以不到初中的水平去考高中毕业的课程，在千军万马同挤独木桥的过程中，被挤落桥下的大都是我们这批人。在这三批知青中，我们成了高考中签率最低的一批人，眼睁睁失去了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次机会。古人说：“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我们并非不努力，到头来却也只有伤悲的分儿！

　　我心痛，痛在我们都被剥夺了正常的职业选择权。当年在知青中招工，尽管不如人意，但人们仍是趋之若鹜。一批批同学先后去了理发店、浴池、粮店、小吃店、菜市场、棉纺厂、铸造厂等。那不是他们喜欢的职业，但别无选择。有人说，“什么是命？无可奈何就是命。”他们只能听凭命运的安排。是啊，下乡多年，能回城、回家已经是不错了，哪还容你去挑挑拣拣？后来，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他们所去的小厂和集体企业大都不景气，倒闭的倒闭，破产的破产，他们既没有知识又缺少专长，“理所当然”地早早下了岗。勤勤恳恳工作多年，40多岁就下岗或退休，稀里糊涂就结束了一生的“事业”。屈指一算，20世纪90年代后期出现的大批下岗工人、“4050”就业困难群体，可不就是我们这些知青吗！

　　我多么羡慕如今的年轻人！他们可以雪片似地散发自己骄人的简历，在一个个人才交流会、应聘会上侃侃而谈，去银行、去公司、去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考试、面试。虽然是僧多粥少，虽然是就业难，但他们毕竟可以按照自己意愿进行选择。凭借自己的实力，他们还可以不断地跳槽，炒老板的鱿鱼，那是他们的能耐。他们充分地享受着他们的基本人权——职业选择权，而我们，却只能听凭命运的安排。

　　我心痛，痛在失去工作选择权的同时，我们还失去了爱情选择权。下乡七八年后回城，不知不觉就已成了大龄青年中的一员，错过了恋爱的季节。学历低、年龄大，不仅工作成问题，婚姻也成了困难户，如同菜场收市前卖剩的蔬菜，少人问津，或只能无奈地面对别人的挑拣。我至今仍清楚地记得当年知青农场文艺汇演中的济济人才：舞蹈者青春靓丽的舞姿，不亚于专业舞蹈演员；诗歌朗诵的音质，能与电台播音员相媲美；极具创意的相声小品妙趣横生，逗得众人捧腹。郑州市委门口十个知青农场展示的宣传栏，从文章写作到版面设计、美术插图，都极具才华和风采，吸引了大批市民前往参观。郑州知青办编辑出版的知青诗歌选和各个农场编印的小报，无不充溢着蓬勃朝气和浪漫激情……就是这样一批优秀的青年和姑娘，回城后不少人都成了婚姻困难户。后来又不断地传来这位那位离异的消息，让人不由从心底里感到悲哀：草率凑合的婚姻，自然是难以长久，能委屈自己一时，又怎能委屈自己一世？

　　现今的青年一代，在美好的青春时光里尽情地享受生活，享受青春和爱情，享受自己最充分的选择权。不少年轻姑娘深信“干得好不如嫁得好”，在优秀的男士中选了又选，挑了又挑。学历、职业、家庭、相貌、身高、体重、兴趣、爱好甚至口味，只要是能想起来的条件，都在婚前考虑之列，只为了一生的幸福。多么羡慕他们！而我们却只有拿“怎么着也是一辈子”的话来自我安慰了。

　　反思上山下乡，我们究竟得到了什么？失去了什么？平心而论，我们是得到了一些锻炼，锻炼了思想，锻炼了意志，锻炼了体魄，锻炼了吃苦耐劳精神和无私奉献精神。但锻炼来锻炼去，难道就是为了早早地退休和下岗？而我们失去的又是什么呢？对不少人来说，失去的是一生的学业，一生的事业，一生的幸福！是的，当初即便不下乡，我们这些人也不一定都能取得高学历、都会有满意的工作和幸福的家庭，但关键是，是否应让我们自己来选择来决定来主宰自己的命运呢？但愿，那样的年代永远不要再有。

　　1976年7月1日，在农场场部会议室，我们入党宣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