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耀华
1979年8月，年逾古稀的吴波被任命为新中国第五任财政部部长。为带头支持干部年轻化，他任部长时间仅一年，就主动辞职让贤，担任顾问，从而成为财政部在职年龄大、任职时间短，却深受人们敬重的一任财政部长。
吴波在财政系统可谓德高望重。早在新中国成立前的1948年，吴波就先后担任了华北解放区财政厅副厅长、华北人民政府财政部副部长。新中国成立之初，吴波任财政部党组副书记、办公厅主任，以后又长期担任财政部副部长，先后在李先念、张劲夫部长领导下，主持财政部日常工作。吴波既是一位专家型的政府官员，又是一位实干型的高级领导。他在财政部领导岗位上30多年，为财政工作做出了重要贡献。他以身作则，践行党的革命传统和优良作风，为财政部形成勤奋、清廉、求真、务实的良好作风，发挥了率先垂范作用；他气正风清，处处体现了一个共产党人的高尚情操和崇高品质，并给人们留下了许多佳话美谈。
包容大度幽默风趣
我第一次见到吴波副部长是1966年9月中旬于中央财政金融学院（即现在的中央财经大学）。那时，我是一名已经毕业但因“文革”开始未能离校的学生。当时，学校普遍存在的问题是：派性斗争激烈，学校秩序混乱。中财院是财政部主办的学校，为加强领导，吴波奉国务院副总理兼财政部长李先念的指示来校进行调研。我有幸参加了师生代表座谈会，听取了李先念的有关指示的传达，核心是希望广大师生团结起来……然而，在当时的形势下，一些师生代表根本听不进任何善良意见。不同派别的师生代表之间乱加指责、乱扣帽子，并对吴波副部长的话乱加分析，乱抓辫子，乱扣帽子，座谈会充满火药味，气氛十分紧张。面对此情此景，吴波总是微笑着，耐心听取代表发言，沉着应对扣来的每一顶帽子，有时还下意识地用手挠着自己稀疏的头发，并笑着说：同学们要冷静对待不同意见，要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不要抓辫子、扣帽子，要讲团结、讲大局……
在座谈会即将结束时，一位师生代表发自内心地说，刚才我们不够冷静，有的话确实过头了，请吴副部长不要往心里去，我们一定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去做。吴波听了这番话很高兴，笑着说，同学们年轻气盛，富有朝气，令人羡慕。我是一个老共产党员，年龄与你们父辈相当，但与你们在一起，感到年轻多了，仿佛真的成为维吾尔姑娘了——难怪辫子多啊！
吴波生动形象的比喻，幽默风趣的调侃，包容大度的长者风范，令与会者十分敬佩，并会心地笑起来。原来“剑拔弩张”的气氛立刻烟消云散，并都争着与吴波握手话别。此时此刻，我深深感受到，吴副部长真不愧为一名老党员、老前辈、党的高级干部。
工作勤奋贡献卓著
吴波担任财政部领导30多年，工作十分认真、勤奋，为财政工作可谓贡献卓著。
“文革”使我国经济走到了崩溃的边缘，税收秩序受到了严重破坏。为了使税收工作恢复正常秩序，在吴波的具体指导下，财政部于1979年提出了具有深远意义的税收三大建设目标，即理论建设、制度建设和干部队伍建设，并很快付诸实施。吴波还草拟了经国务院批转的《财政部关于改革工商税制的设想》，明确了税制改革的指导思想、原则及内容。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中期的工商税制改革，就是按照这个《设想》的框架和路径进行的，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经济决定财政，财政影响经济。如何发挥财政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这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财政部门必须认真研究解决的重要课题。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吴波建议中央对各地实行“划分收支，分级包干”的财政体制，并分别对广东、福建两省及深圳、汕头、珠海、厦门四个特区实行特殊的财政政策。吴波认为，从改革财政体制入手，发挥财政对经济的影响作用，既不影响中央宏观大局，又有利于调动地方增收节支积极性，还有利于促进国有企业的改革与发展。实践证明，这一改革方案的实施，为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的腾飞发挥了积极作用。
财政工作是一项业务性和政策性都很强的工作。在长期的财政工作实践中，吴波形成了一套十分丰富的理财观。一是增加财政收入与发展经济相结合。强调经济决定财政，一贯反对只重视财政收入而轻视经济发展的观点。新中国成立后，财政部设立经济建设财务司，其目的就是为了促进财政对经济的支持和发展。在吴波的领导下，财政部在具体处理涉及财税问题时，总是把促进经济发展放在第一位。二是经济发展与国力相结合。强调坚持“收支平衡，略有结余”的理财思想，做到既积极又稳妥，为经济持续稳定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三是统一领导与分级管理相结合。强调坚持充分调动中央、地方的两个积极性。四是增加收入与勤俭节约相结合。同时，还强调财政工作一定要坚持开源与节流并重、增收与节支兼顾的理财思想。五是专业征税与群众协税相结合。同时，还强调在具体工作中，要做到抓税收与抓生产相结合，完成税收任务与严格执行财税政策相结合，税收理论与税收实践相结合。
1990年我调财政部工作后，曾登门拜见吴老，他很高兴，并向我传授做好财政工作的经验及应注意的问题，其中以上“五个结合”是重要内容。当我向他表示，一定牢记老领导教诲，努力做好工作时，他十分高兴。今天令我们高兴的是，吴波一套丰富的理财观，早已在全国财政工作中得到运用，并开花结果。
严于律己率先垂范
吴波是我党一名高级干部，但他从不看重地位和权力，他曾明确指出，职务和地位仅是向人民承担责任的一种标志，职务越高，责任越大，肩上的担子越重。由于吴波对职务和地位有正确的认识，所以他从未利用手里的职权搞特殊化。作为财政部领导，吴波一生不知管过多少钱，但他考虑的总是国家和集体，个人的需求很少考虑。当时，财政部的办公条件很差，在炎热的夏天，总务处要给他配电风扇，他却坚持不要。他会客室的沙发又旧又破，并补着补丁，1980年部总务处多次提出更换，他都不同意，总是说补补还可以坐。他住的老式平房十分破旧，机关多次提出要整修，他总是不同意。吴波认为，当领导的必须严于律己，率先垂范，才能形成好的风气。
吴波一生对党忠心耿耿，处处从党的事业和国家利益着想，总是把自身利益置身度外。在他任部长期间，财政部没有一辆好车。在部长用车问题上，他坚持不给自己配专车，在“文革”以后，几乎每个工作日的早晨七时，他都从住处出发，步行40分钟到办公室上班，无论酷暑寒冬还是风霜雨雪，他都坚持步行上班。“文革”结束后，他将补发的所有工资，一分未留全部交了党费。吴波对子女要求很严格，他有四个孩子，除了一个儿子大学毕业后分配在北京工作外，其他三个孩子一直都在外地工作。
吴波因公外出，总是强调轻车简从，不准接待单位迎来送往，不准搞吃喝招待。有一次他到延安出差，对吃剩下来的半块窝头，吩咐秘书带着，留给他到下一站吃……。“半块窝头”的故事，在全国财政系统一直作为佳话美谈传颂着。从吴波身上表现出的种种严于律己，率先垂范的事实中，人们看到了一个共产党人的高尚情操和崇高品质以及对财政部形成一个良好风气所发挥的潜在影响作用。
“于细微处见精神”。有几件“小事”，让我亲身感受到吴波部长率先垂范的影响作用。一是从部长到一般干部都到食堂买饭吃，且一律排队，不搞特殊化。二是在刘仲藜副部长调任国务院副秘书长时，没有用公款为之送行，经王丙乾国务委员提议，部党组成员每人自掏20元，在部招待所食堂为刘仲藜送行。三是有些司局长终年坚持步行上下班，也有个别副部长坚持骑自行车上下班。四是在从中央到地方很多党政机关纷纷新建办公楼的情况下，财政部却一直在三里河那座老楼里办公，没有重新装修，办公条件很差。当时国务委员兼财政部长王丙乾的办公室也就相当于两间屋子大，同时还兼会客室；副部长办公室仅为一间屋子，司局长则为两人一间办公室，处长和一般干部往往是几个人挤在一间屋子办公。正如王丙乾等同志在有关回忆文章中所讲：在吴波身上，人们看到了一个共产党人的高尚情操和崇高品质。他的人品、业务能力和工作业绩有目共睹，他也因此受到党中央、国务院的高度评价。
今年是吴波诞辰105周年。我作为老部下，谨以此文对这位气正风清的财政部长表示崇敬之心与怀念之情。（原载于2014-06-25《铁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