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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一个无产者”
———工作人员追忆老部长吴波同志

2005年3月1日 中国财经报

  题记:在采访过程中,我们一次次被人们深情的回忆所感染,情不自禁流出的热泪打湿了手中的笔记本。人生中,总有一种精神让人们感动。这一次,感动我们的是一位生活了将近一个世纪的长者,一位老共产党人的胸襟和人格的魅力。

  一

  春节刚过,北京依然是滴水成冰的气候。2月21日,在北京医院,一位为共和国事业奉献了毕生精力的老人———原财政部部长吴波同志永远地合上了双眼。

  接受采访人员的回忆,像一个个不断闪回的画面,将我们一次又一次拉回到老人的身边……

  北京西城区大酱坊胡同20号,是一个看上去极为普通的四合院。房子很旧,两边厢房的房柱已经开始微微倾斜,地面上的青砖早就破损,有的已经断裂。在这个建国初期国家分配给他的院子里,吴老一住就是40多年。

  王秘书还记得第一次走进吴老家的情景:家具破旧,墙面的部分墙皮已开始脱落。一位工作人员告诉他,给吴老从厨房端饭到房间时,曾有好几次墙皮脱落掉进了饭碗里。

  每一次提到维修房子的事儿,吴老总是摇摇头。好几位财政部领导去看望他时,也给他提出同样的问题,都被他一一谢绝。吴老总是说“我离休了,已经不工作了,不能再给国家添麻烦了”。

  直到1993年,工作人员先做通吴老的夫人邸力(她是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第一批毕业的老同志)的工作,再用“骗”的方式,让吴老出去呆了两天,利用这两天的时间才把房子粉刷了一遍。就为这事,吴老回来后还生了气。

  吴老家有一个用了几十年的老式铁皮浴盆,四角有“腿儿”,盆沿很高,又旧又笨,洗浴时上下很不方便。但吴老的浴盆却有许多用途,除了洗浴外,洗完澡之后的水还要留在浴盆里,用来冲厕所。吴老家洗完菜的水也要用来浇花。他总说,北京缺水,要节约用水。

  吴老年事已高,工作人员怕他摔倒,劝他换个浴盆,可吴老就是不答应。有一次,在洗澡时,由于腿脚不灵便,在迈过盆沿时,不慎摔了一下。工作人员借此说起换浴盆的事,但他仍不答应,只让维修人员在浴盆前加了一层砖,抹了些水泥,在浴盆边的墙上安了一个扶手。直到吴老90多岁高龄时,实在不方便洗浴,才给他“强行”换了一个。

  在他的客厅里有一对破沙发,一溜半截高的书柜,1998年搬家的时候,一挪动就全部散架了。收破烂的人看了一眼说,“你给我钱,帮你扔掉行。”后来,这些旧家具只能找人扔掉了事。

  在物资短缺的时期,每逢过年过节,单位总要通过“后勤基地”给老干部们送些鸡蛋、肉禽和蔬菜之类,给他们补养补养身体,但这些东西拿来后,吴老就马上问,“要交多少钱?”工作人员告诉他,这是给老干部的福利。他总是摇摇头,让他的夫人拿出钱来交给秘书。这可难坏了秘书,因为单位没法给这些钱入账。有时实在推不过,秘书只好“糊弄”他,把钱转交给家里的保姆菊奶奶买菜用。

  吴老从不愿麻烦别人,就连理个发也是如此。年岁大了以后,他坚持要上单位理发室理发。秘书提出请理发师来家里理发,可吴老就是不答应。他说,理发师不是只为我一人服务的,是为大家服务的。后来有一次,他来财政部理发,几位部领导知道后,专门暂停会议来看望他。回家后老人感到这样下去会耽误了部领导的工作,才同意让理发师来家里理发。

  他的一件睡衣,穿了几十年,上面全是补丁,就是不让换。据一位跟他一起20多年的工作人员回忆,吴老几十年中只穿过两套中山装,一套灰色,一套浅灰色,还有一件灰色的大衣。他家里原有两部电话机,平时都放在他的书桌上,晚上睡觉时,他要把那部红色专线电话放在他的床头,可他家连一个床头柜都没有,只好临时放在一条方凳子上“凑合”。

  离休后的吴老,也不出去旅游。天气好时秘书劝他,出去走走,晒晒太阳,有利于健康,但吴老不接受这个建议,他的理由有两个,一个是自己是个“懒人”,不爱动;另一个理由就是怕麻烦别人。

  工作人员小杨照顾老人12年,只记得他外出过3次。一次是1997年春天去北京植物园,自己买的午饭,不愿惊动当地政府;一次是部里组织老干部去世界公园游玩;一次是身边工作人员“动员”他去了一趟大兴县的西瓜节。好不容易答应了,到了那儿后,吴老怎么也不肯接受当地政府准备的午餐。推脱了四十多分钟,工作人员为了说服他,只好说,“吴老,您不吃饭,大家还要吃啊,是不是?”吴老想了想后同意了,可是吃完饭后,他一定要付了账才安心离开。

  吴老平时特别注意节约。在他患了老年帕金森氏综合症后,手总是不停地颤抖。有时吃饭,饭粒掉在地上或桌上,他总是用颤抖的手一粒一粒捡起来吃掉。他还经常教育身边的工作人员说:“粮食来之不易,一定要勤俭节约”。

  二

  吴老对家人要求非常严格。

  他的几个儿子都先后去了基层工作。大儿子当年支边去甘肃时,吴老只送给了他一句话,“去,就一定要坚持到底,不能回来。”这样,大儿子就到了甘肃舟曲县工作。当时,那是个连“兔子都不拉屎”的穷地方,生活条件十分艰苦。同去支边的不少同学都偷偷跑回了家,但他的大儿子却一直留在了甘肃。即使是三年困难时期,再苦再饿,也没有回来。

  吴老从来不让别人利用他的关系为子孙们谋私利。他的大儿子从甘肃回来看他,拎着许多行李,可吴老却没有让车去接他,让儿子自己坐出租车回家。在吴老的观念中,公车只能用来办公家的事,私事是绝对不能沾的。他的夫人邸力,腿脚患有严重的风湿病,合同医院离家很远,上医院看病也是自己坐公交车或出租车去。有一次吴老夫人染上急病,需要马上送医院,吴老仍然坚持不用公车送。对此吴老夫人也十分赞同,最后还是让自己离休的单位北京电影学院派车去了一趟医院。

  有一年吴老去延安视察,他的一个孙女当时在西安外语学院读书,听说爷爷奶奶到了延安,便跑来看望他们。准备回去时,吴老身边的工作人员想为她安排公车送一下,两位老人坚决不同意。最后,邸力老人“押”着孙女走了好远的路,直到目送她上了公共汽车才返回。

  在吴老身边待了12年的小杨,从来只见就连吴老轻言细语地说话,惟独有一次,吴老说话声音高了一点,那是因为小杨在打扫办公桌时无意中动了一份文件,吴老说,“这是重要文件,不要看。这是原则问题。”

  吴老患病的后期,虽然有时记忆已不太清楚,但不能以权谋私这根弦却始终绷得紧紧的。一次,工作人员小杨的爱人到医院看望吴老,吴老误以为自己是在外地出公差。等小杨的爱人走后,他告诉小杨,“我们在外出差是不允许带家属的。你既然带了,我也不能赶她回去。但她所有的开销,必须从我的工资里扣掉。”

  三

  吴老对家属、对孩子如此“苛刻”,但对身边工作人员的生活却又想得十分周到。

  在吴老的前院,曾经长期住过为他开车的司机蔡师傅一家。蔡师傅家境困难,吴老一直给他接济,把他家的人当自己家人一样对待,就连他家的房租、水电费也给代交。蔡师傅的儿子们也都是在吴老身边长大的,吴老平时对蔡师傅的孩子,也都像对自己的孙子一样。逢年过节,吴老总是让她的夫人邸力给工作人员的孩子们买衣服,发“压岁钱”。

  一个党的高级干部和一个普通的工人两个家庭就这样长期生活在一起,那么融洽,那么和谐。

  吴老家住的胡同对面,也是一个四合院,住了几户百姓人家。因住房紧张,这些人家在吴老家住的山墙后面搭建了一些小棚子,使本来已经很窄的胡同更窄了。对此,吴老从不说什么,也不让秘书给反映。他说,那些群众住房很困难,不要去责怪他们。

  他在人大财经委工作期间,遇到会议开得比较长时,如果他在会议上吃饭,总是忘不了给家人打个电话,交代家里人给他的司机多加一个菜。

  吴老不但在生活上关怀工作人员,对他们的思想和政治上的进步也非常关心。只要有时间,他就常会同身边的工作人员谈心。一位曾经为吴老开车20年的司机师傅,就是在吴老的帮助和教育下,积极靠近党组织,成为了一名党员领导干部。他还多次对负责行政后勤管理的同志说,要多帮助那些思想上要求进步的工作人员,要多教育、多培养他们。

  1985年,财政部办公厅研究处开党小组会,讨论一个青年同志的入党转正问题。当时的吴老已是年届80的高龄,组织关系仍在研究处党小组,大家担心他的身体“吃不消”,在要不要请吴老出席会议时有点“犯难”。可是开会那天吴老却准时出席。在讲话时,吴老说:“我的秘书就今天是否参加会征询我的意见。我觉得作为一个党员,应该经常参加组织生活。不能因为我年纪大了,行动不方便了,特别是因为我过去的身份就能例外。”接着,吴老还对年轻同志的成长讲了许多勉励的话。

  工作人员小杨来他身边工作后,吴老就把西屋单独辟出来给他住,还让他有空就多学习,他说:“你不可能一辈子呆在这里,你要好好学习,以后才能真正走向社会。”从这以后,小杨就抽空学了个文秘函授,吴老一看见小杨学习就特别高兴,连声夸奖:“学习好,学习好。”自己从来舍不得买衣服的吴老,虽然自己穿得很破旧,但在小杨来了不到一个月,就让老伴给小杨买了件新衣服。

  离休后,吴老常常对身边的秘书说,不要老呆在我这儿,你的工作应该是在单位的案头上。秘书说,我们的工作就是为您服务,您这儿是“吴办”嘛。吴老也开玩笑地说,“吴办,吴办,无事可办嘛”。

  大凡和他接触过的人都这样评价吴老:这样的人,和他相处,能使人心灵净化。

  有一位曾经跟随吴老多年的部下,在文革期间却错误地“站出来”给吴老贴大字报,要揪斗吴老。事隔多年,这位同志内心十分愧疚,他主动找到吴老的秘书,要求找个机会,当面给老领导道歉、认错。

  某一年的春节,这个同志来到了吴老家里,一进门就开始流泪。吴老耐心听完他的话后,非常平静地对他说,“我,不记得你说的事了。人老啦,好多事记不清了”。那人听了这些话,更是羞愧,跑到吴老隔壁的房间里哭了一个多小时……

  四

  吴老常说的一句话:“搞财政的人一定要做老实人,做人要正。”

  1985年,吴老出差到延安。当地政府安排他住进了宾馆的套房,吴老坚决不同意。他说,“延安还很穷,你们让我住这么好的地方,我怎么睡得着觉呢?”等接待的同志走了以后,他自己换了一个标准间。他告诉随行人员,当年,周总理来到这里后就批评说,国家这么穷,怎么修这么豪华的楼。吴老说:“我一躺在床上,总理当年的话言犹在耳,你说,我怎么睡得着呢?”

  说起吴老的工资,陈秘书又讲了一个故事。国家刚开始发行国库券时,买的人很少,吴老就动用自己的全部积蓄买了国库券。以后,他每个月的工资都必须拿出一部分买国库券。国家每个月给他52块钱的保姆费,他全交了党费,保姆费则从自己工资里扣。

  他经常给社会捐款。吴老家乡的人有困难,只要给他写信,他就从自己的工资中拿出一部分救济父老乡亲。

  1985年,他的秘书陪吴老去陕西出差,回来后写了一篇《吴波同志二三事》,登在《中办通报》上,后被《人民日报》转载。吴老知道后,批评了他整整一个星期,并且“下令”不准他以后再在报上刊登类似的文章。

  吴老认识许多书法家,跟他们关系都很好,可他从不让人给他送字画。他的家里,惟一珍贵的一幅字,就是陈云同志亲笔书写的,上书“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

  一位老共产党人走了,清清白白地走了。

  在他去世后的第二天,根据老人的遗愿,他的家属将他的遗体交给医院做病理化验。

  吴老逝世后,留下的存款不到3万元。除去丧葬的费用,几乎没有什么剩余。留给几个孩子的就是几大柜子书籍:二十四史、财政学书籍……

  吴老生前给组织上写过一份遗嘱,其中写道,“我是一个无产者。”

  他以一个无产者的清白,最终践行了自己的诺言,就连他生前住过的房子在他“走”后也要交还给国家。

  点滴见精神,平凡存风范。请记住这个名字———吴波,记住这位走过将近一个世纪的老人,记住这位老共产党员,一个真正的无产者。他一无所有地离开了我们,但是他的风范,他的人格魅力,却给后人留下了取之不竭的珍贵遗产,一笔光照后人的精神财富。

(原载于2005年3月1日《中国财经报》,作者蔡劲松、李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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