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粮补贴是党和国家对农村、对农民的重视和关心，也是对我们代表建议的重视。我作为这一建议的代表之一，对你们亲临四川进行调研座谈表示衷心的感谢，在这里为你们献上哈达，扎西德勒！”来自藏区的全国人大代表英措用这样的方式表达了对财政部经建司前来与代表座谈的感谢。

　　7月11日，经建司李方旺副司长一行远赴四川成都，与高先海、英措、骆云莲等全国人大代表座谈，就改善粮食直补方式等问题进行了充分的交流和沟通。

　　支持粮食生产  财政不遗余力

　　李方旺首先向代表们介绍了近年来中央财政在支持粮食生产方面的多项举措。他说，中央财政支持粮食生产、流通、储备和消费方面的政策共计30多项，用于保障粮食安全的资金在2012年达到了4000多亿元。每种植一斤粮食中央补助4毛钱，调出一斤粮食补助1毛2。从纵向和横向来看，中央政府对粮食生产的支持力度都是非常大的。2012年各种补贴共补助农民7616亿元，对于提高农民的收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2005年到2012年，水稻小麦的最低收购价约增长50%-80%，价格的优惠对于农民种粮积极性的提升也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在流通环节对农民进行补助，每年中央要投入1700多亿元保证农民种的粮顺利卖出。最近几年，在政策的促进作用下，粮食产量连年大增，这种情况往往会形成粮食生产中的一个顽疾——农民卖粮难，但通过流通体系的建设，尤其是中央和地方的储备建设，有效避免了这一问题的产生。

　　说到这儿，跟农业打了半辈子交道、现任南充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的高先海代表忍不住感叹起来：“是呀！2004年到现在的9年时间，粮食方面的补贴政策纷纷出台，政策的定位是准确的，力度也越来越大。从开始的粮食直补到农资综合补贴再到后来的种子补贴、农机补贴，光我们南充一年就有好几个亿。这些政策的效应得到了很好的发挥。从政治效应上讲，相当于给农民发了工资，我们南充的农民一亩地可以得到12块多的粮食直补，综合补贴是90多，两个加起来就是110块钱，农民非常满意，什么都不用交，还有补贴可以拿。从经济效应上讲，推动了粮食生产的发展。总书记到四川来考察时，与我们当地的农户进行了亲切交谈，农户说的最多的就是‘万万没有想到千百年来的皇粮到我们这辈就真的没有了，感谢党和政府的好政策。’”

　　除了已有的政策措施，财政部门正在探索多种新的支持路径。李方旺也向代表们做了相关介绍。新兴的农业生产力主要集中在规模化经营，财政部门也在积极探索对农业合作社和种粮大户的支持，目前已经在部分省市开展试点。这些政策的出发点都是鼓励农民种粮，但仅从中央层面提高农民种粮的积极性还远远不够，需要各级地方政府提高对粮食生产的重视程度，于是就有了对粮食主产区的利益补偿机制，如产粮大县和产油大县奖励、粮食风险基金的中央全额支付等。这些政策的立足点就是让农民有积极性种粮、地方有积极性抓粮。

　　继续发挥效力  各方任重道远

　　“我们南充的粮食产量占全省粮食总产的1/4，作为四川省的第一粮食大市，一定程度上可以代表四川的粮食生产现状；而四川省作为西南的大省，人口多、耕地少，粮食安全问题非常重要。所以我在今年‘两会’期间提出了这一建议，希望可以引起相关部门的重视。”高先海代表解释说。他领衔的八位人大代表对粮食直补过程中存在的“计税面积”数据不准确和“普惠制”的补贴方式等问题进行了实地调研，提出了粮食直补和“种粮”挂钩、充分发挥相关部门的职能作用以及尝试将粮食直补与商品粮挂钩等政策建议。

　　在高先海代表看来，当前的补贴政策正面临着巨大的挑战：“这些年农村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随着城镇化、工业化的发展，农村劳动力开始减少，政策的带动作用也逐渐式微，粮食直补政策要继续发挥其在促进粮食生产、保障粮食安全方面的作用，必须进行一定的改进和调整。在补贴方式方面，上面的政策是根据耕地面积均摊下来的，我们基本上也是按照耕地面积落实到乡、落实到村，最后补贴给老百姓。但是在四川的很多地方，耕地面积普遍比较小，一家人的几亩地都被分成了十多块，山上山下、山这边山那边、沟这边沟那边……加上一年四季种植的作物不同，播种面积也在不断变化，要把面积真正核准是非常困难的，基本上都是靠估计，按照原来的承包关系也就是计税面积来落实，这与实际情况存在很大出入。农村劳动力在转移，全家外出的比例越来越高，问题也随之而来，有的农户将土地转包给其他种粮大户后，自己还可以拿到补贴；甚至有的地荒在那里没有人种，农户照样可以得到补贴。这样，对种粮积极性的刺激就变小了。此外，经济作物本身的经济效益就远高于粮食作物，但是得到的补贴却是一样，促使农户更多地选择种植经济作物，这样不利于粮食安全的保障。在工作程序方面，每年的二月下旬到三月初，中央的政策公布出来，要求在3月底之前要把补贴发放到农民手中。但是每类补贴都要经过层层审批，还要两次张贴公示，真正发到农民手中时早已超过了规定期限。种子补贴在我们这里一亩地也就十块钱，同样要经过这么繁杂的过程，行政成本实在太高。中央要求每年3月份就要把当年的播种面积统计出来，我认为这个政策兑现的时机有些欠妥，实际上3月份只能统计出夏粮的播种面积，我们只能估算或者参考上一年的数据，所以建议采取推迟一年进行补贴的方式进行。”

　　听了高先海代表的发言，李方旺表示非常认同：“您考虑的问题跟我们司里是不谋而合，我们的政策确实是到了需要进行改进和调整的时候，每一种好的办法都要付出一定的成本。所以，我们已经在黑龙江、山东、安徽、辽宁、江西这五个地方进行了新的补贴试点，各省的标准不一，由各省根据自己的情况来确定。但都遵循这样的原则，种植大户的标准不再仅仅与种植面积挂钩。补贴从这些方面进行：田间基础农田小型水利基本设施根据完成的工作量给予补助；种粮大户修建仓储设施、烘干设施的，按照一定比例进行报销；粮食的农业保险，我们要求以省为单位对种植大户进行保险，这样如果有不可抗拒的因素带来的损失，种粮大户就相对可以承受；通过资金引导信用社，对种粮大户进行贴息补贴，真正把他们种粮的积极性调动起来。”

　　四川省甘孜州人民医院的英措代表将注意力更多地投入到了高原地区的农牧民，她也从自己的角度谈了对粮食直补政策的看法：“粮食直补必须与种粮挂钩，切实调动农民种粮的积极性，这是我们提出这个建议的最终目的。但在工作开展的过程中，难度较大、情况错综复杂，因此我们提出了粮食直补和商品粮挂钩的想法，这一建议不敢说是十全十美，但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粮食直补过程中的不真实、不公平的问题。我们青藏高原的农民种植总量较小、产量较低、品种单一，农民生产技术落后、收入低，农民种粮的积极性正受到严重的挑战。就拿我的一个亲戚举例吧，他家祖祖辈辈都是种田的，从来都是把土地看成是自己的命根子，但是现在他们不这样认为了，因为辛辛苦苦忙活一年，风调雨顺的时候也仅仅可以解决温饱问题，很难达到小康，所以他们准备放弃种田，搬到一个小城镇靠打工维生。有这一想法的农牧民不在少数，他们纷纷放弃原来的生活进入城市，但是由于没有相应的生存技能和受教育程度，原本靠种粮畜牧可以解决的温饱问题也开始面临障碍。希望国家有关部门对高原地区的农牧民加大重视程度，给坚持种田和养畜的农牧民更优惠的补贴政策，帮助和鼓励农牧民开发高原特色农牧业，开发绿色产品，有发展潜力的要给予资金和技术的支持，保证把国家的补贴资金发放到农户手中，使高原农业向健康稳定的方向发展。”

　　来自汉源县永利乡的骆云莲代表则是带来了自己生产第一线的切身感受：“我们农民也在积极创新，比如开发污染小、无公害的绿色食品。这些农产品的产量比较低，但是在市场上的价格却和那些用化肥生产的价格差不多，农民并没有获得更多收益，种植的热情也就越来越低了。所以，希望国家有关部门建立一个科学合理的标准体系，增加相关的补贴，给农民带来更多的实惠。”

　　参加座谈的各位代表对财政部的答复都表示了满意。其中，领衔代表高先海说道：“你们的答复我认真读过两次，看得出来你们是开展了大量调查研究、下了工夫的。你们这种认真务实的工作作风也为我们做出了榜样。你们的答复我非常满意！”

来源：《中国财政》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