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岳颂

　　 岳颂，山东聊城人。经济学硕士，管理学硕士；注册税务师，会计师，审计师。曾在基层财政部门工作多年，现任财政部中国注册会计师行业党委办公室副主任。业余兼事文学创作，发表散文、杂文、诗歌、文论多篇，屡获各级文学奖励。现为财政文学会副秘书长，中国散文学会会员，山东青年作家协会理事。  

　　《两地书》是鲁迅与夫人许广平之间的135封通信，是名副其实的“情书”集，时间跨度自1924年许广平首次致信鲁迅，直至他们婚后有了海婴。书出版时鲁迅尚在世，而20世纪30年代中国的思想界和文艺界正经历继“五四”之后的又一浮躁期，著出这样的情书集者此前也无二人 ，加之鲁迅本人的极大影响力和争议性，使这本书在当时社会上引发了一些争议。甚而时至今日，这些争议的影响仍在研究鲁迅的各种论著里时有显现。 

　　《两地书》写了些什么呢？ 

　　当时就有人怀着各种目的，试图从中发现鲁迅的爱情观，探秘鲁迅的爱情生活，然而实际内容却令他们大失所望，因为其中关于爱情的直接讨论或描述是有限的。他们当然也谈相知、相爱、相思和对早日生活在一起的期盼，但更多谈到的是琐碎的生活、纷乱的时局、光怪的社会、繁忙的工作，他们谈人生、谈出路、谈学风、谈学校、谈文章、谈出版、谈刊物、谈各自生活中愉快和不愉快的际遇，甚至谈与旧势力斗争的心得，谈斗争中的战略战术，谈文字论战中的种种得失，洋洋洒洒，汪洋恣肆。而从中很少看到“爱情”以及相近的字眼，没有缠缠绵绵、卿卿我我，没有当时流行的鸳鸯蝴蝶派小说里的你侬我侬、生死爱恋，更无一句直白的“我爱你”。正如鲁迅后来自言：“既没有死呀活呀的热情，也没有花呀月呀的佳句”。读《书》，我们仍然首先清晰感受到的是鲁迅那一贯严肃、矜持、冷静又饱含战斗性的笔触和人生态度。于是，另一个极端的观点又出现，从当时直到现在都有人认为从《书》看出的正是鲁迅为文的“虚假”，做人的“冷漠”，特别是高唱“人性文学”之歌的作家和评论家们更以此作为否定鲁迅的论据。否则，一贯冷峻孤傲、“拒人于千里之外”的鲁迅，怎会把自己私密的“情书”编辑出版以示世人呢？ 

　　其实，人们还是没有真正读懂《书》，没有真正读“全”《书》，或者说没有沉静下心来、摘掉有色眼镜去读它。正如对《红楼梦》，我们要细读其文本一样，对鲁迅的人与文，不仅也应细读，更是需要我们慢读的。 

　　倘若真正平心静气地读《书》，不难发现它正是在谈琐琐碎碎的生活之中，在谈人生、谈社会、谈工作、谈学习之余，丝丝入微地传递着至真至纯至性的爱情，详细记述着爱情从萌芽到结果的过程。  

　　鲁迅事无巨细地向爱人报告着天气、起居、吃喝、旅途、搬家、家常琐事、学校烦事，还有在厦门语言不通的麻烦以及如何对付小蚂蚁的技巧，乃至嫌厕所太远而“在楼下的草地上了事”，如此等等，不厌其烦。许广平接到鲁迅的信，总是“欢喜地读着”，接收他的牢骚，苦闷，温柔地为之安慰排解。她说，你有闷气，尽管向我发，但愿不要闷在心里就好了。他们倾诉着彼此之间繁忙工作中身体健康、生活中私密细节的关怀与提醒，表露着未能迅即收到对方回函而不安甚至焦急的心情。尽管语言都是家长里短、信手写来的朴实无饰，有时甚至毫无文采，却是字字关情。  

　　许广平为鲁迅织了件毛背心，鲁迅收到后说：“很暖，我看这样就可以过冬，无须棉袍了。”许广平回信道：“穿上背心，冷了还是要加棉袍，这样便可以过冬了吗，傻子！”一个“很暖”，一个“傻子”，已是几多温馨，几多疼惜。鲁迅对许广平说：“你不要以为我在这里苦得很，其实也不然的，身体大概比在北京还要好一些。你收入这样少，够用么？我希望你通知我。”这又是多么简洁而又全面、完全为对方着想的体贴。 

　　许广平去了广州，鲁迅去了厦门，他在到厦门后的第一封信中写道：“我在船上时，看见后面有一只轮船，总是不远不近地走着。不知你在船中，可看见前面有一只船否？倘看见，那我所悬拟的便不错了。”而当时许广平还未到广州，人“还在船上”，鲁迅的信就发出了，暂别后的急切与牵念溢于言表。鲁迅甚至对许广平“一逗”：“女生共五人。我决定目不邪视，而且将来永远如此，直到离开厦门与HM（许）相见。”言下之意，我的眼里只有你，没有她，你放心好了。许广平回道：“这封信特别的孩子气十足，幸而我收到。‘邪视’有什么要紧，惯常倒不是‘邪视’，我想，许是冷不提防的一瞪罢！”热恋中小女子的神态跃然纸上了。  

　　不久后，鲁迅又写信说“至于我呢，仍然决计于本学期末离开这里而往广州中大，教半年书看看再说。一则换换空气，二则看看风景，三则……”省略了什么呢？读者都明白，补全便是“见见×××”，鲁迅很含蓄，许广平也不傻。恋人间有些话的确是不消说的，而这种“不说”的效果却是百倍千倍胜过通篇累牍“我爱你”、“我想你”。  

　　《书》中还有很多“桥段”读来令人莞尔。《阿Q正传》英译本出版，鲁迅拟寄与许广平看，许广平说不必寄，待真的阿Q到了广州，再拿出译本讲解对照罢。这逗笑中不无对爱人作品的欣赏和同样的喜悦。鲁迅半夜翻栅栏投信，许广平好气又心疼地说“傻气的傻子”，下命令不准半夜投信，鲁迅乖乖妥协说：“此刻已经夜一时了，本来还可以投到所外的箱子里去，但既有‘命令’，就待至明晨罢，真是可惧，我着实为难”。那种乐意被自己所爱的人“管着”、被看似训斥的爱“命令”着的温馨与快乐袒露无遗，钢铁般的鲁迅此时已是万般柔肠。鲁迅决定去广州，许广平欣喜之余算错归期，鲁迅得意地揶揄道：“我离厦门的日子，还有四十多天，说三十多，少算了十天了，然则心粗而傻，似乎也和‘傻气的傻子’差不多，‘半斤八两相等也’”。读至此，我们似乎看到了鲁迅孩童般的微笑。 

　　鲁迅甚至在信上画起了小画儿，以使自己的情书“图文并茂”。他画出自己的居处和工作环境图，特地坐在一座刻有“许”字的墓碑边留影，照片上的“许”字还被加深了颜色。这时的鲁迅哪里还是那个年近半百的老战士？简直是一个青涩、傻气、情难自已的热恋少年。相爱使人可爱了。    

　　在《书》中最后一封信里，鲁迅写道：“我先前偶一想到爱，总立刻自己惭愧，怕不配，因而不敢爱一个人，但看清了他们言行思想的内幕，便使我自信我决不是必须自己贬抑到那么样的人，我可以爱。”这无疑是鲁迅最为响亮的爱情宣言了。爱的激情在他那一贯的文风底下，表达得强烈、直率而庄严。谁能说这是虚伪和做作？谁又能说鲁迅是只知呐喊和战斗的冷血者？   

　　当然，鲁迅毕竟是独一无二的鲁迅，决定了《两地书》绝非一般的情书，而是在深层意义上、有着深刻鲁迅烙印的情书。其值得出版、值得传世的价值也正在于此。  

　　鲁迅的旧式婚姻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也是一个著名的话题。在日本留学的他，出于尽孝，违心地回乡与母亲为他选择的朱安女士成亲，但婚后三天便迅速离开了，贤惠的朱安则在家奉侍周太夫人，终生未再嫁。他不像胡适那样与小脚太太江冬秀相守一生，也没有徐志摩那般“摩登”，更不如郁达夫那么地放浪于无形。他对传统婚姻有明确的反抗，却未能决绝地反抗，并且至死都是心情复杂的。尽管他对朱安怀有极大的同情，但却没有丝毫的爱情，他宁愿长期独身，也不愿在毫无爱情的婚姻里生活。直到遇见了许广平，爱情的火花才一点一点地燃烧了起来。 

　　许广平本是大家闺秀，也同样曾被旧式婚姻所困扰，但她勇敢地抗争，终于争取到了自由，并成为女权主义者和著名的学生领袖。她作为鲁迅的学生，经历了由师生到战友、再到情侣和夫妻的较长过程。虽然他们相差十七岁，相结合时的1927年鲁迅已经46岁，而且有着传统意义上不可逾越的师生关系，但相爱和婚姻的共同基石——对旧礼教束缚的叛逆和对新爱情自由的向往，鼓舞着他们冲破了一切藩篱。许广平在《书》中也道出了这种“战斗式”爱情的缘由：“也许是我们根本思想——反抗旧社会——一致的缘故，所以才能结合起来。”虽然，在不同阵营的文人或者在今天人看来，这或许只是非爱情的“口号”，但也正是那个年代里两位真正意义上革命者的爱情的初衷。他们的爱情承受了巨大的世俗压力，若没有革命的、战斗的精神是难以坚持、坚守的。 

　　而撇开这种革命年代里特殊的爱情基础，从人性的角度来说，许广平给予鲁迅的爱情则是弥足珍贵的。不论在主观上还是客观上，鲁迅时常孤独着，他好像总是“混不下去”。头脑超乎寻常的清醒和冷静，对人之劣根性的洞若观火，对人事交际的不擅长，使他总不被周围人所容，甚至亲兄弟和曾经的朋友、战友。《书》中就全面贯穿了他在北京、厦门、广州先后“混不下去”，而不得不频频跳槽、搬家的心路历程，即使是以学术为主的校园，之于他仍是危机四伏的“是非地”。最后，总算在上海干起不必与人“耳鬓厮磨”打交道的“自由职业”，才算逐渐安定下来。比之鲁迅，许广平虽然也愤世嫉俗，但却更懂得妥协和忍耐。读《书》，我们也可明显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这一对师生恋，并不像世俗观感的那样，或者不像同时代的其他师生恋，不是许广平依靠鲁迅，而是颠沛流离、神经脆弱、满腹牢骚的鲁迅迫切需要许广平的精神慰藉。 

　　从1927~1936年，鲁迅在许广平患难与共的陪伴和无微不至的照拂下，度过了自己人生的最后十年，也是他结束长期的独身生活以后，创作最为平稳、家庭最为幸福的十年。幸有这十年，成就了伟大的、战士的、文笔和思想到最后都几乎无所偏颇了的鲁迅。  

　　135封长长的书信，洋洋十数万字，两位情侣在近百年前中国风雨飘摇的长夜里，用小巧的羊毫一字一字写在薄薄的纸上，至今仍散发着它独有的墨香。如今，人们都越来越没有写信的冲动，越来越没有写信的“闲心”。倒不是因为人们懒了，而是改变为邮件和短信方式了。 

　　无论时代怎么发展，写寄情书的方式如何改变，而《两地书》这样煌煌传统“情书”透出的情到深处的细腻浓情，仍给人太多启发，也会令人长久回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