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廖路明 

　　廖路明，1963年10月出生于江西省奉新县。1985年8月江西财经学院（现江西财经大学）毕业。经济学博士。现任财政部机关党委常务副书记。  

　　父亲下放农村23年间，断断续续当过几回代课教师。教一天书，挣10个工分，也就是过去人们常说的民办教师。  

　　刚回到乡下时，父亲一副白面书生模样，身子骨比较单薄。生产队长看他不像干农活利索的，就向大队推荐他去村办小学当代课教师。   

　　大队支书是邻村人，对我父亲的情况比较了解，起初他很赞同。后来，有人提醒他，“老廖要是没问题能从北京下放回农村？慎重点吧”。支书犹豫了。  

　　支书高小毕业文化，在当时算是喝过墨水的人。他深知村办小学教师的水平：初中毕业教小学，小学毕业教一、二年级，没一个科班出身的。要是有个老廖这样北京师范大学毕业的高材生去教书，这可是大好事。  

　　支书既重才，想把村办小学办好，又不敢担责任，便把此事上报到了公社。  

　　几天后，传来了公社革委会的决定：老廖家庭出身不好，政治上不可靠，不能当民办教师。  

　　民办教师没当成，让父亲始料不及的是由此带来的连锁反应。  

　　我家邻居有个孩子特别喜欢读书，各科成绩在学校名列前茅，初中毕业后顺利地被推荐上高中。想不到在升学事情上遇到了家里极力反对。虽然学校老师多次上门做他父亲工作，孩子也苦苦哀求要上学，他父亲横竖理由就一个：读书无用，并举例，“就说隔壁老廖吧，听说是北京一所名牌大学毕业，连当民办老师的资格都没有，还不和我这个文盲大老粗一样，在农村里种田。”我父亲听说后，赶紧出面解释，说自己是有“问题”的人，没有可比性，但仍然无法改变孩子父亲的主意。最后，孩子终究没读成高中，早早下地为家里挣工分去了。  

　　类似情形也同样发生在我的身上。小时候读书遇到不懂的问题，我经常会向父亲请教。尽管父亲也给我解答，但有时他会不耐烦甚至莫名地发脾气，会茫然地感叹，“读书有什么用啊！”  

　　1971年“九·一三”林彪事件发生后，国内的政治氛围隐隐约约发生了一些变化。有一天，公社教委的负责人让父亲去一趟，通知他可以当民办教师了，是去公社唯一一所高中教语文。  

　　父亲如释重负，为此兴奋了好几天，感觉自己被“解放”了。  

　　从听说父亲要去当民办教师的那一刻起，母亲就犯了难，心想，当教师不比下地干活，人前人后穿戴总归要体面些吧。她翻箱倒柜地把父亲的衣服搜寻了个遍，发现没有不带补丁的。为准备父亲的行头，母亲心痛地卖掉了两只下蛋的老母鸡，扯了几尺当时最便宜的大白布，让染匠染成藏青色，请裁缝赶制了一身新衣服。  

　　公社中学离家较远，平时需要住校。常常是父亲周末刚刚回到家，母亲就赶紧让他把衣服脱下来洗，以便星期天下午返校时能再穿上这身衣服。有时碰上下雨天，衣服不容易干，母亲还要拿到灶头上用火烘一烘。  

　　学校给父亲提供了一间筒子房，住宿是免费的，不过吃饭要自己花钱。父亲舍不得掏钱买菜吃，每次返校时，都让母亲给他准备一些榨菜、萝卜干、豆腐乳等不容易变质的咸菜，这样在学校时只需交点米钱，无须太多花费，免却了“挣的那点工分钱还不够吃饭”的担忧。  

　　当民办教师后，父亲又恢复了年轻时读书的生活节奏，每天天刚蒙蒙亮就起床，先到操场上跑步，间或和学生们打场篮球，洗漱后即早早来到教室辅导学生上自习。在父亲的带动下，有些平常爱睡懒觉的学生也不好意思晚起了。  

　　父亲常说，“课堂十分钟，课余半天工。”父亲教学讲究旁征博引，既尊重教材又不局限于教材。他在吃透课本和教辅材料内容之余，时常步行十余里到县图书馆翻阅有关资料，还经常登门向县一中老教师请教。我和弟弟偶尔会好奇地翻看父亲带回家的教案和课本，那时我们年纪太小，看不懂内容，印象最深的是课本的门眉处密密麻麻写满了字，教案也是到处改成了“大花脸”。校领导看到父亲教学如此勤勉，有时会好心地提醒他注意身体。父亲说，“这些活没啥，比在农村里劳动松快多了。”  

　　父亲在教学上尽心尽力，利用他扎实的知识功底，把语文课讲得生动活泼，令人耳目一新，深受学生喜爱。很快，父亲所教两个班的语文成绩就在全年级6个班中名列一、二名。  

　　一个一天只挣10个工分的民办教师，工作业绩盖过了吃皇粮的公办教师，这让有些公办教师压力很大。同时出现一个意想不到的情况是，父亲上课时，别的班级学生也偷偷来蹭课，这又引起了其他课任教师的不满。  

　　教了不到半年，当时“批林批孔”运动的风头越来越紧，加上学校领导感到关系不好处理，两害相权取其轻，父亲这个民办教师只得重新回到乡下种田。  

　　转眼到了1975年，邓小平力主推动教育战线的整顿。这年8月初的一天，生产队长让正在田里参加“双抢”劳动的父亲到队部接电话。电话是公社分管教育的革委会负责人打来的，让父亲9月份开学时到原来的那所中学继续代课教高中语文。  

　　令这位负责人意想不到的是，父亲对做代课教师已经心灰意，当即拒绝了。  

　　过了几天，公社教委给大队部来了份口气强硬的书面调令，同时给大队支书打来电话，态度很明确：这是公社革委会的决定，去也得去，不去也得去，否则就停了父亲生产队的劳动。  

　　无奈之下，父亲只得重拾教鞭，再次走上讲台。  

　　有了上次的教训，这次父亲长了点记性，一切按教学参考大纲，照本宣科，不越雷池半步，和同事的相处终归于平静，甚至融洽。只是有外地慕名来听父亲讲课的老师回去后传出话来，说“解放前北师大高材生讲课水平也不过如此”。  

　　1976年年初，全国掀起了“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政治运动。父亲心里嘀咕着，这书估计又教不成了。果然，没多久，父亲就卷铺盖回了家。见到母亲，他还自嘲地说，“看来我能否当民办教师，已然成了时下政治气氛的一个‘晴雨表’”。  

　　我和弟弟很希望父亲当老师。那时粮食紧张，我们年纪尚小，属于非劳动力，晚上没有饭吃，常常饿着肚子上床睡觉。只有父亲每个周末回家时，母亲当晚才会破例让我们跟着吃上半碗汤饭。所以每个星期天下午父亲一回校，我们就苦盼着下一个周末的到来。父亲回到农村后，我们的这一“待遇”也随之被取消。  

　　1976年10月，“四人帮”倒台。由于父亲此时已在农村生活了16年，在那个信息闭塞的小山村里，他一时还想不到这件事和他日后生活的变化会有多少关联和影响。  

　　不过知识分子的春天终于到来了！  

　　1978年8月，父亲先后接到了公社中学和大队中学的邀请，两所学校都希望他去做代课教师。  

　　二进二出的公社高中父亲是死活不会去的了，那里给他留下了太多心酸的记忆。  

　　大队的初级中学父亲一开始也不想去——他实在不愿再被呼来唤去地折腾，但经不起我叔叔的同班同学、该校校长闵彩钦老先生三番二次上门盛情邀请，加上大队中学离家很近，父亲最终才勉强答应了下来。  

　　本来说好去教语文的，但开学没多久情况便发生了变化。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国家实行改革开放，上大学开始考外语，教育管理部门要求从初中起开设外语课。我当时正在县一中读高中，即使是这所全县最好的高级中学，外语课的师资也十分紧张，大队部初级中学的情况就可想而知了。当时普遍情况是，很多初中外语课本到了，但找不到老师上课。学校领导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  

　　情急之下，闵校长打起了父亲的主意。他跟父亲商量，“老廖，与外语相比，语文老师相对不缺。学校二十几位老师中，无论公办、民办，除您之外，没有认识字母的。请您克服困难，转行教英语，如何？”  

　　父亲在北师大主修教育专业，虽然选修的副科是英语，但毕竟有30多年没碰过这玩意儿了。听闵校长这么一说，父亲有些犯难，主要是怕弄不好，误人子弟，这可是大事儿。  

　　不过学校领导班子特别是闵校长的态度很坚决，除了请父亲出面解困，别无二策。还向父亲解释，要是断了外语这条腿，这所公社最好的初中在全县统考中将面临滑入二流的危险。  

　　晓之以理加动之以情，父亲在忐忑不安中应承下来。  

　　那时英语教学基础十分薄弱，学校连一台录音机都没有，全县找不出几个懂外语的人，各种资讯中也难以找到与外语有关的辅助资料。在这样的环境中，当时已54岁的父亲横下一条心要把外语重新“捡”起来。  

　　父亲形容当时的英语教学情形是：现买现卖、急学急用、立等可取。逼人的形势让他心里十分焦急。为便于记忆，家里的许多物品让他贴上了英文标签。他与我们兄弟俩搞背诵英文单词竞赛，胜者奖一块煮红薯或一块爆米花糖。无论课余时间在田间干活，还是往返学校走在路上，父亲都抓住点滴时间，口中念念有词地诵读英语，以至于不明实情的乡亲看到了，说“老廖当老师后，怎么变得神叨叨的了”。  

　　好在当时无论是中央电台还是省电台都已开设了外语教学节目，中、低级的都有。父亲买来广播教材，跟着电台学了起来。  

　　不过，听广播这件事，还引发了一些家庭矛盾。  

　　记得那时电台外语节目早上6点开播，而此时正是全家睡得正香的时候。每天早上不到6点，父亲的小收音机就在万籁寂静中响了起来，而且父亲还一句一句地跟着复述念叨，弄得一家人一大清早都跟着不得安宁。为此事，母亲没少和父亲争吵，说别人做老师，也没见谁像他那样费神劳力。后来有人建议父亲用耳机解决这一矛盾，父亲不同意，说那不成“哑巴”英语了。  

　　当时全县最好的几个外语老师都集中在县一中。父亲通过我与他们都熟识了。他经常会带着教学中遇到的问题来向他们请教，有时还会随手带一点自己生产的农副产品作为酬谢。  

　　那时我们村子里有个小伙子作为最后一届工农兵大学生被推荐到了上海外语学院读书。父亲抓住这个机会，经常去信咨询外语学习方面的问题。父亲那本英汉词典还是托这个小伙子买的呢！  

　　天道酬勤。尽管年事已高，但父亲经过刻苦的补习，外语很快又恢复到了一定水平。用父亲的话来说，由于学生当时都是从初中一年级开始学ABC，起点不算高，应对初中年级自信是够用了。在父亲任教期间，他所教班级的外语成绩一直在全公社名列第一，在全县初中年级中也名列前茅。  

　　随着大批的大中专毕业生走上讲台，民办教师开始逐步退出历史舞台。1984年当父亲落实政策、办理离休并放下教鞭的那一刻，他写信告诉我：作为一名民办教师，他没有辜负信任，没有耽误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