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国春  

　　张国春，山西省高平市人。现任财政部对外财经交流办公室副主任。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硕士、博士。此前，曾从事企业财务、大学教师等工作。1996年入财政部工作，先后担任基本建设司副调研员、企业司副处长、处长、副司长、中国驻美国使馆财金参赞。长期从事哲学、经济学、国际财经及文化问题的研究。个人著作有《智慧的维度》、《大道无垠》、《路在脚下》、《风俗与道德》等，主编或参编有关著作十余部，论文及文章数十篇。   

　　经典的价值   

　　汉代以来，儒家一直是中国思想史上名义的统治者，但实际上，道家作为中华思想文化的渊源之一，始终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甚至由此产生出中国本土文化中唯一的宗教门派道教，并为最终形成儒、道、佛三流合一的宋明理学提供了强大的思想和社会基础。这其中，《道德经》有不可磨灭的作用和影响。   

　　我个人体会：学习中国历史文化不可不读《道德经》，研究中国思想哲学不可不读《道德经》，了解中国社会现实不可不读《道德经》，做一个智慧、完善的中国人不可不读《道德经》。《道德经》的思想已经完全渗入中国人的思想血脉，已经成为中国人为人处世的意识基因，成为中国人社会认知的重要标识。   

　　我不信仰宗教，但崇敬先哲。我相信，任何流派所流传下来的思想经典，无论是有神论的，还是无神论的，都有其独特的文化和社会价值。   

　　经典之所以为经典，是因为它高度地集中了人类已有的智慧和已探明的真理，构成了人类现有知识体系和价值体系的核心要素，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标志着人类的认识和实践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和特定的认知领域所达到的思想高度。因此，读书首先要读经典，这是获取人类已有认知和价值的最佳途径，是不断创新、超越前人、推动人类进步的重要阶梯。   

　　经典的本质和生命力在于，它集中体现着人类理性所具有的超越时空、超越实存的创新特质和精神魅力。也许并不是所有的经典所阐发的所有理论都是真理，但其所留下的探索足迹和智慧之光，会引领人们走向寻求真理的道路，使人类逐步摆脱愚昧和黑暗，走向文明和光明。读经典犹如与巨人对话，读懂了，读通了，你就站在了巨人的肩上。无论是古代的，还是现代的，无论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无论是写在甲骨上的，还是写在网络上的，只要有思想和智慧存在，真理就不会隐没自己的光辉。   

　　现在，知识爆炸，书业发达，人类一天生产的书籍，可能你一生都难以享用。且不论这些书籍的内容和质量，单就其品类和数量而言，就足以使人眼花缭乱，无所适从。如果没有选择地读书，你可能会成为书籍的奴隶，永远从其中爬不出来。所以，读书一定要有选择，而选择的最佳方法就是读大家、读经典。读经典，不仅有利于提高读书效率和质量，更重要的是有利于提高读书品位和情趣，常与经典为伴，会对人的思想方式乃至生活方式产生重大影响，使人的认识能力和精神境界在长期的潜移默化中不断地拓展和升华。   

　　当然，对经典也不能死读和迷信，因为每个时代、每个人物都有其历史和知识的局限性，伟人也是如此。读经典，不能只用眼睛，还要用大脑，要用自己的智慧和思考去阅读它、理解它、消化它、吸收它。否则，食古不化，不如不读。   

　　读《道德经》，最好是读原文。它语言精练、文字不多，读完不难。但真正读懂《道德经》并非易事，它纵横天地，老道思辨，没有相当的知识和阅历，恐怕只能理解其话语表层，而难得其精髓实质。20岁时读它，可能会偏重于审美和文学的欣赏，30岁以后再读，也许才能真正领会其伦理和哲学的意义，进而逐步体会出其智慧和奥妙，越读越有滋味。   

　　如天地之无私   

　　人的智慧，是与人的品德密不可分的。在人生的许多境遇中，特别是在一些涉及生死进退等重大问题的抉择中，人的智慧往往会通过其品德的高低而显现出来。智慧的人，通常会选择善，而愚蠢的人，通常会选择恶。此时，善与恶，便会成为人之智愚的决定性分野，由此而决定人生的总体方向和终极结果。善，即意味着光明、坦荡、快乐和成功，而恶，则意味着阴险、狡诈、痛苦和失败。方向对了，无论快慢，人生终会有幸福的终点；方向错了，走得越快，则会离幸福越远。因此，善是人生最大的智慧，而恶则是人生最大的愚蠢。这是人生最大的学问。   

　　《道德经》第七章讲：“天地所以能长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长生。是以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无私邪，故能成其私。”在老子的理念中，“善”是品德，更是智慧，而且是决定人生成败的大品德、大智慧。   

　　读到这一章，你也许会有一种豁然开朗之感。它会使你不由自主地思考和反省自己的所作所为，从天地联想到自身，由“圣人”联想到许多伟大人物的名字。你仿佛打开了一座宝库，突然发现了这些伟人背后深藏着的成功奥秘、人生哲理。   

　　也许，我们每个人都曾想过“长生”，想过“身先”，想过“身存”，但是，我们可曾想过到自己是否具有“不自生”的境界和品质？是否具有“后其身”的精神和风格？是否具有“外其身”的勇气和胆量？如果有，你便不用怀疑自己的智慧和选择，就应坚定地朝已选择的方向和目标走下去。如果没有，那你就需要停下脚来，看看自己走过的道路，看看那些跌跤和翻车的地方，看看自己身上缺少了什么东西，从而明白如何走好未来的道路。   

　　这就是老子希望传给后人的智慧和启示。   

　　其实，在人类思想史上，有许多与老子这一思想相同或相似的观点和认识，如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马克思的“无产阶级只有解放了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无产阶级自己”，毛泽东的“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等。虽然他们的观点可能不直接来源于老子，或是基于自己对自然和社会规律的认识，或是基于自己的人生理想和社会理念，但其基本原则和方向与老子的思想逻辑是一致的，即：在人和社会的存在与发展过程中，个人的生存和发展与他人及社会整体的生存和发展是密不可分的，只有他人和社会整体的生存和发展得以实现和保障，个人的生存和发展才有可能得以实现和保障。因此，理论上或理想的人格品质应当是：个人在追求自我生存和发展的过程中，首先应当考虑他人及社会整体的生存和发展，只有维护和促进他人及社会整体的生存和发展，才能实现和促进自己的生存与发展，即“后其身而身先”；当个人的生存和发展与他人及社会整体的生存和发展发生矛盾或他人及社会整体的生存和发展受到威胁时，要自觉地将他人及社会整体的生存和发展置于前位，甚至不惜以牺牲自己的生存和发展为代价，毫无保留地、全力以赴地捍卫和支持他人及社会整体的生存和发展，唯有如此，个人生存和发展的条件和环境才能得以保存，个人的生存和发展也才能同时得到保障和延续，故而言“外其身而身存”。天地因不自生，故能长生，圣人因无其私，故能成其私。   

　　在日常生活中，没有人愿意同自私、善争、畏缩的人打交道，而愿意同高尚、谦让、勇敢的人打交道，工作、交友甚至家庭生活莫不如此。我们虽然与老子不在同一个时代，但我们都有同样的情感和认知。因此，记住老子这些话，“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以其无私，故能成其私”，你也许成不了圣人，但至少可以成为一个被同事、朋友和家人喜欢的人，一个受社会欢迎的人！   

　　处宠辱而不惊   

　　《道德经》第十三章讲：“宠辱若惊，贵大患若身。何谓宠辱若惊？宠为下，得之若惊，失之若惊，是谓宠辱若惊。何谓贵大患若身？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故贵以身为天下，若可寄天下；爱以身为天下，若可托天下。”   

　　读这一章时，你仿佛可以看到两种不同人物的形象画面。一种是小人，“宠辱若惊”，把宠辱看得像生命一样重要，得宠时诚惶诚恐，失宠时惊惶失措。一种是圣人，“贵以身为天下”、“爱以身为天下”，将天下兴亡看得同自己的生命一样重要，热爱天下百姓如同热爱自己的身体一样。   

　　这里，老子实际上提出了一个十分重要的识人标准，一个选拔、任用干部的标准，特别是选拔领导干部的标准。那些“宠辱若惊”的人，对宠辱十分在意、十分敏感的人，那些“贵大患若身”的人，视地位、荣誉如性命的人，是难以担当大任的。只有那些珍惜自己、热爱生命的人，“贵以身为天下”的人、“爱以身为天下”的人，可以“寄天下”、可以“托天下”，将天下交给这样的人，则国家可得安宁，人民可得幸福。   

　　这个标准和方法，虽然简单、明了，但绝对准确、管用！   

　　由此，我想到孔子在《论语》中的那句“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孙，远之则怨”，此言虽对女性有明显的诋毁、蔑视之意，但其对“小人”特点的描述和把握却是十分生动、十分准确的。你对他亲近一点，他就对你言行无忌、不恭不敬，你对他疏远一点，他就对你满腹牢骚、怨天怨地，这是最典型的小人德性，与“宠辱若惊”有异曲同工之妙。   

　　当代，各种识人、选人、用人的学科日益发达，种种考评、测验、选拔的手段层出不穷，很容易使人淹没在技术性的指标中而忽视或缺失对人的主体和本质性的认识，这是很要命的事情。许多平庸之辈、贪官污吏、卑鄙小人，正是在这种量化齐一、丧失个性的层层考试和选拔中一步一步混入社会管理阶层的，有些甚至可以混到相当高、相当好的地步。技术性的东西多了，智慧就少了，体现在识人、用人方面的愚蠢和滑稽现象自然就产生了：考评越频，庸才越多，天才越少；政纪越繁，贪官越多，清官越少。许多所谓“科学”的识人、选人方法反而不如老子、孔子所讲的方法简洁、易学、实用、准确。也许，我们用老子、孔子的方法，不能选出适用当代的“圣人”，但是，我们至少可以在日常生活中用老子和孔子的方法辨别出形形色色的“小人”。这是我们先哲们的智慧和高超之处，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特有的人文色彩。   

　　当然，老子的本意还是讲人生修养，如何对待宠辱、如何对待生命，并将这两者同如何对待“天下”联系起来，这是老子对“圣人”的一贯要求。这里，老子给我们讲了三个做人的理念：   

　　第一，要正确对待荣辱，做人格独立的人。老子批评“宠辱若惊”，其目的是希望人们“宠辱不惊”，这是他的性格，也是他理想人格的一部分。马克思曾说，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现实生活中，人必然受制于各种社会关系，难以逃避利害得失、荣辱毁誉等问题的纠缠和困扰，趋利避害、求荣避辱，是人之常情，世之常态。但是，如果过分追求荣誉和利益，甚至视功名利禄为人生最终目的，将此置于比生命更重要的位置，则必然导致价值错位和人格扭曲，进而成为“宠辱”的奴隶，患得患失，“宠辱若惊”。这样的人生是十分可悲的。正确处理各种社会关系，有效维护自身的权利和尊严，充分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和人生幸福，首先需要对自身生命和人格的尊重，那些建立在有害生命和有损人格基础上的所谓功名利禄，特别是那种建立在人身依附和人格依附基础上的所谓“宠辱”，不仅是空名、虚荣，更是对人性本质的违背、对人生意义的践踏。只有建立在人身独立和人格自由基础上的利益和尊严，才对人具有真实和实际的价值，才是人性本质和生命意义之所在，才是人生应有的选择和归宿。人身自由了，人格独立了，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才能真正做到“宠辱不惊”。   

　　第二，要正确对待福患，做珍惜生命的人。老子批评“贵大患若身”，其目的是希望人们不要“贵大患若身”，要正确对待福患，重视和热爱生命。虽然，他将“大患”的原因完全归结为人的肉体存在，而忽略了大患产生的社会原因和历史条件，结论有些简单化，理论有所偏颇，但其思想的本质在于强调人的自然存在对人的观念的先决作用，强调生命本身的存在意义，这对后人是个积极的启示。从人生学的角度讲，人的一生，最基本和最重要的就是生命本身的存在，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保持和维护人的存在、促进和改善人的存在，因此，珍爱生命应当是人生的本质要求和第一理念。但是，现实生活中，受制于特定的历史条件和社会背景以及传统观念和个人认识，人们常常容易忽视这一简单的道理，而将人生的一些条件和手段，当作人生的目的和目标，当作生活的主要内容和追求对象，孜孜以求，视之若命，甚至不惜以身相抵，这是“贵大患若身”产生的主要原因。只有真正懂得珍惜生命的人，才能真正理解人生的意义，正确对待他人的存在，有效处理各种社会关系，积极应对人生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从而走出一条幸福和成功的人生之路。也许，有时社会需要我们为理想、为正义、为他人、为天下牺牲个体生命，但其目的和目标绝不是对生命的忽视和践踏，而是为更多、更好、更长久的生命存在作出的“必须”选择。珍爱生命，快乐生活，不为名利所累，不为得失而患，应当是我们当代人比古代人更宜具有的理念。   

　　第三，要正确对待自己，做贵爱天下的人。老子讲“贵以身为天下”“爱以身为天下”，其目的是希望有这样的人可以“寄天下”、可以“托天下”。因此，他所要求的贵身、爱身，珍惜身体，热爱生命，并不是要人们安于保全生命、乐于独善其身，而是希望人们将这种精神和态度，推广及他人、推广及社会，做一个优秀的社会人，做一个优秀的社会管理者，让天下所有生命都享受同样权利。虽然，并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幸运地成为社会领袖或国家管理者，但是，只要有这种精神和态度，就具备了可以 “寄天下”、可以“托天下”的首要条件，也只有这样的人，才可以 “寄天下”、可以“托天下”。“无私”是老子思想的一个重要主张，在老子眼中，那些只贵自己、只爱自己的人，那些胸无天下的人，除了“宠辱若惊”外，是成不了什么大器的。在我们已经“全球化”的今天，这一思想也许更有现实意义。一个人如果没有“国际意识”、没有“全球视野”，无论做什么工作，基本上不会有太大的出息；如果没有“贵以身为天下”的胸怀，没有“爱以身为天下”的情操，则更难以成为社会领袖和国家管理者；恐怕过小日子，不关心国内、国际市场行情，也时常会被柴米油盐的价值波动所困扰。因此，关注天下、关心天下，应当是当今社会人最基本的素养，而贵天下，爱天下，则应当成为当代社会管理者最必备的品质。   

　　坚守知识分子的良知与胆识   

　　一个合格的知识分子，起码应当具备两个条件：一是具有独立思考的品质和不懈探究真理的精神；二是敢于亮明自己的观点和执著坚持真理的勇气。这一点，老子可以做我们的表率。他是个智者，也是个勇者。   

　　老子的智慧之处在于，他特别善于从事物的反面、从事物的对立统一中去发现事物运动变化的规律、去揭示事物的本质。   

　　老子的勇敢之处在于，他敢于用惊世骇俗的语言、用振聋发聩的呼喊、用直接否定的方式公开表达对现实社会的批判，不惧正统和世俗的观念偏见直抒自己的见解和主张。   

　　在社会转型和动荡时期，人们比较看重知识阶层的“良知”和“胆识”，因为这是推动转型成功、实现由乱到治的一个重要社会条件、一种重要社会力量，有时甚至是决定性的力量。“良知”决定社会发展的价值取向和总体方向，“胆识”决定重大问题的解决方式和解决程度。一个时代，一个社会，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如果知识阶层失去了良知和胆识，甚至整体失语，是十分可怕的事情，政治黑暗和社会动乱就在所难免，民族兴衰、国家存亡、文化续断就可能是随时会出现的问题。中华民族、中华国家、中华文化之所以能够久经变故而不断，历尽艰难而弥新，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有像老子、孔子等这样一批批具有“良知”和“胆识”的知识分子、思想家，具有一种如孔子所说“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对真理和正义不懈追求的文化传统。正是这种传统使我们走到了今天。也许我们对于他们的思想和观点，可以有各种各样的评价和取舍，但他们所具有的这种“良知”和“胆识”，他们为我们后来所奠定的这种文化精神，则是需要我们永远继承和坚守的。没有了这种精神，我们就没有了灵魂。   

　　人的面谱，都是自己画出来的   

　　我一直坚信，人的历史是会写在脸上的，从一个人的脸上，你可以看到他的过去和现状，可以判断他的性格和品质，甚至可以推测他的命运和未来。这不是说我相信“相面术”，而是人生作为生命的自然运动过程，没有人能够逃脱自然规律的摆布。花无光必萎，草无水必枯。健康和快乐会使人心情愉悦、面目生辉；痛苦和不幸会使人身心疲惫、神滞目呆。持久的幸福或不幸，都会在人的面部或体态中表现出来。同时，人在长期生活过程中形成的性格和品质，也会在一定程度上通过自然的形态表现出来。正直的人，必然是一身正气，哪怕是身材矮小，其貌不扬，也会使人望而生畏，肃然起敬；邪恶的人，通常会面带猥亵，即使是身材魁梧，眉清目秀，也难掩饰其鄙俗之气，内心空虚。虽然对人的了解和认识是一个较长而复杂的过程，但其中也有它的规律和诀窍。智慧的人，通常有自己的做人智慧，同时也有自己的识人智慧。   

　　《道德经》第二十三章讲：“从事于道者同于道，德者同于德，失者同于失。同于道者，道亦乐得之；同于德者，德亦乐得之；同于失者，失亦乐得之。 信不足焉，有不信焉。” 意思是说，按道做事的人，就会和道在一起；做事有德的人，就会和德在一起；失道失德的人，就会和过失在一起。同道在一起的人，道也乐于与他在一起；同德在一起的人，德也乐于与他在一起；同失道失德在一起的人，过失也乐于与他在一起。自己诚信不足，所以才会不被别人信任。   

　　老子的这些观点和我的上述信念，具有相同的性质。一方面，他十分强调道的自然性、客观性；另一方面，他也十分注重人对道的认识和遵从的主观能动性，强调人在行为选择上的道德自觉性。在他看来，道者与道是一种依存的关系，是个互动的过程。你尊重自然规律，自然规律就会善待你；你选择做有道德的人，美德就会光顾你；你选择失道失德，过失就会衷情于你；你诚信不足，别人也不相信于你。所以，做什么样的人，如何做人，以及别人如何对你，如何看待你，都是由你自己决定的。人的面谱，都是自己画出来的。   

　　关于“浮躁”   

　　大家都说我们目前处在一个浮躁的时代，其实，我们的古人也有浮躁的时候，甚至浮躁的程度不比我们低。《道德经》第二十六章讲：“重为轻根，静为躁君。是以君子终日行不离辎重。虽有荣观，燕处超然。奈何万乘之主，而以身轻天下﹖轻则失本，躁则失君。”这是当时社会状况的一个侧面写照。大国君主尚且如此浮躁，可见当时社会的整体浮躁程度。   

　　关于浮躁，有各种各样的说法，但老子讲的两点可谓点睛之笔：一是轻，二是躁，字面的解释，就是轻浮、急躁，或者轻率、急躁。“轻则失根”，失根就会轻浮，“躁则失君”，失君就会急躁，而且两者往往是相互联系，密不可分的。轻而浮，通常指人的思想和性格品质，是急躁的内生动因；急而躁，则更多地反映的是人的心理和行为特点，是轻浮的必然表现。轻浮者必急躁，急躁者必轻浮，因此，老子才会将两者放在一起来讨论，而现代人则将两者合而为一，统称“浮躁”，更为简炼、准确。   

　　浮躁，既可是个体现象，也可为群体特征。作为个体存在的浮躁，可以说是比较普遍的现象，任何时候都会有浮躁的人存在，任何人都会有浮躁的时候，这与人所处的社会环境和个人的人生经历及人生修养有密切的联系，其影响和危害是有限的。但是，作为群体存在的社会浮躁，则相对是比较特殊的现象，它集中反映着一个时期一个群体或社会整体的实际生存状况，包括人们的物质生活状况和精神生活整体文明程度、人与人之间及群体与群体之间的关系融合程度、社会整体的价值观取向、社会普遍的心理状态等，其影响和危害是十分巨大的，它可能会导致在特定的时期内社会整体心理和行为的失衡，并引发社会矛盾和不稳，甚至冲突或动乱，也可能导致整个群体的精神萎缩和价值失向，造成一群人、一代人的沉沦，甚至导致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毁灭。所以，个人的浮躁，可能造成的是个人的沉沦或个人一时的沉沦，但群体的浮躁，则可能造成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沉沦。个人沉沦了，尚可有回升的可能，而民族和国家的沉沦则是永恒的沉沦。   

　　最坏的情况，莫过于一个群体的领导者或领导群体的浮躁，其结果无疑会引发整个群体的浮躁，最终导致群体的沉沦或消亡。所以，作为领导者应时刻记起老子的这句责问：“奈何万乘之主，而以身轻天下？”即使是“万乘之主”，浮躁也会使你从主宰的宝座上掉下来。万万不可掉以轻心！   

　　《道德经》的主旨在于引导人们正确认识“道”、“德”并通过自身的修养去适应和实践“道”、“德”，因此，在分析“浮躁”问题时，老子主要强调的是产生浮躁和克服浮躁的主观因素，而没有阐述产生和克服浮躁的客观因素、社会问题，这是其思想和理论的一个重大疏忽或缺陷。从根本上讲，存在决定意识，任何人的意识和观念的产生都是由其生存状况和生活环境所决定的，浮躁也不例外。特别是当浮躁成为一种比较普遍的社会现象时，就不能简单地只从个人的主观修养、觉悟、意志、品质等方面寻找原因，而必须分析其所产生和发展的时代背景、社会原因。   

　　从理论上讲，浮躁的产生，主要有两方面的因素：一是客观因素，人们的生存环境比较差，社会关系复杂，竞争激烈，生存的不确定因素比较多，可预期性比较低，生活压力比较大，在这种环境中，人们极易产生恐惧、猜忌、焦虑、急躁等心理，形成浮躁心态就在所难免。如果环境没有根本性改变，人们的这种心理和心态也难以改变。二是主观因素，有时个别人的浮躁，主要源自其内在品质和修养。在大的社会环境比较好的状态下，大多数人都能够保持一个正常而良好的心态，而个别或少数人可能因为自身修养不足，对周围环境及与社会和他人的关系缺乏正确的认识，对自身素质、能力缺乏客观的评价，对所追求的利益和所面对的问题缺乏理性的分析，因而容易滋生出浮躁心态。   

　　问题的难点和关键之处在于，作为个体的存在——我或自己——如何在不同的境遇中或不同的社会条件下，始终能够建立和保持一个积极健康的品质和心态。身处恶势或逆境：能够自强自重，不怨天尤人，不随波逐流，不同流合污，始终坚信和坚守正义，不失其重，不失其根；能够保持清醒的头脑，正确面对所处的环境和困难，沉着稳妥地应对和处理各种问题，使事物的运动变化朝着有利的方向发展，不急不躁，不急功近利，不失其静，不失其君。身处优势或顺境：能够自珍自爱，不沾沾自喜，不得意忘形，始终保持应有的责任和忧患意识，居安思危，持重固本；能够洁身自律，不为荣华富贵所诱，不为名利地位所囿，不贪大喜功，不自以为是，不轻举冒进，顺从自然，主静守君。如果做到了这些，轻浮和躁动就可能减少或消失，厚重和安宁就可能保持或增加。   

　　重静和轻躁，是一种零和组合，重静多一些，轻躁就会少一些。轻躁占据了心灵，重静就没有了地盘。   

　　知人与自知   

　　人与动物的区别在于人的理性，而理性的制高点在于人的自我认识，但这也是人们在现实生活中最难以做到的。西方古代圣哲苏格拉底曾有个著名的命题：“认识你自己！”可以说这是人类所面临的一个永恒的课题。   

　　其实，中国古代的圣贤们也早已认识到并力图解答这个问题，其中最为有代表意义的就是老子和孔子。   

　　老子在《道德经》中有多处谈到人的自我认识问题，并将此作为人的“道”性高低的最重要标准。他认为，认识自己需要有比认识他人更高的智慧，“知人者智，自知者明”，“明”显然是比“智”更高的境界和水平。他特别强调人的“自知”、“自爱”在人格修养中的重要意义，反对自以为是和自高自大，并将此作为理想人格的一个重要标准，“圣人自知不自见；自爱不自贵”。   

　　孔子也十分重视人的“自知”能力和品德的培养。据《荀子·子道》记载，孔子曾与自己的三个爱徒子路、子贡和颜渊讨论“知者若何，仁者若何”的问题，子路的回答是“知者使人知己，仁者使人爱己”，孔子说，这可以叫作“士”；子贡的回答是“知者知人，仁者爱人”，孔子说，这可以叫作“士君子”；颜渊的回答是“知者自知，仁者自爱”，孔子说，这可以叫作“明君子”。显然，在孔子心中，“使人知己”、“知人”和“自知”是三个不同且不断递进的认识阶段，而“自知”是最高层次、最高境界的认识。   

　　因此可见，作为中华文化两大思想渊源的儒家和道家，虽然其社会和政治主张以及在人生修养目标和方法上观点多有不同，但两者在重视和提高人的“自知”方面，认识是比较一致的，这也是中华思想文化深沉、厚重的原由之所在。   

　　从现代科学的角度看，在人对世界的认识中，人对人的认识相对于对自然的认识是一个较为复杂、较为艰巨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相对不足的领域。而在对人的认识中，人的自我认识相对于对他人、对社会的认识则是一个更为复杂、更为艰巨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非常不足、非常有限的领域。这是因为，在人的自我认识过程中，认识的主体和客体都是自己，作为认识主体的自我无法将作为客体的自我从肉体中分离出来，像认识物体或他人那样从各种角度进行客观的、全面的观察和分析。它需要作为认识主体的自我要有足够的思想觉悟和能力，将作为认识客体的自我在观念中区别开来，将自己当别人或物来看待，像认识别人或物那样审视自己、评判自己。所以说，知人者不易，自知者更难，自知比知人需要更多的智慧、更高的水平。   

　　但是，恰如孙子所言“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就人的行为过程和行为结果而言，知人与自知具有同样的意义，而且两者是相互联系、密不可分的。所谓“知人”，首先是对人我关系的认识，是对与我有关系的人的认识，虽然认识的对象是人，但认识的出发点和目的都是我。我是圆心，人是圆周，关系是半径。其次，知人的程度，取决于自知的程度，对自己认识的准确，才有对人认识的准确。一个不能正确认识自己的人，自然难以正确认识他人。所以，自知是知人的前提、基础，自知的高度，决定着知人的高度。反过来讲也一样，所谓“自知”，也必须基于对人我关系的认识，通过认识他人进而认识自我，一个不能正确认识他人的人，也不可能正确认识自我。从一个人对他人和社会的态度和行为，人们不仅可以看出他的知人水平，同样也可以看出他的自知水平。所以，知人也是自知的前提和基础，知人的高度，也制约着自知的高度。   

　　善下为王   

　　现代人讲如何做领导，通常会提到领导科学和领导艺术。说领导是科学，是因为它有规律可循、可以用科学方法去把握；说领导是艺术，是因为世界上没有完全相同的领导，每个领导都有自己的领导个性和领导方式进而表现出不同的领导才艺，好的领导，可以将领导工作演绎得有声有色、出神入化，令人赏心悦目、口服心服。   

　　但是，科学也好，艺术也罢，首先要人正、心正，既要有全心全意为民为国之志，还要有无自私自利贪权枉法之心，否则，“科学”就是魔学、就是邪学，“艺术”就是权术、就是骗术。古往今来，这样的例子很多，有的人把“厚黑学”当“领导科学”、把“玩权术”当“领导艺术”，或口是心非、阳奉阴违，或好大喜功、哗众取宠，结果是害人害己、祸国殃民、弄巧成拙、贻笑历史。   

　　《道德经》中有许多教人做“王”做“圣”的方法，这或许是中国最古老的“领导科学”和“领导艺术”。有的人将此分为“道”和“术”。“道”就是规律，犹如领导科学；“术”就是方法，犹如领导艺术。其实，在“道”、“术”之间，老子更看重的是“德”，即作为国家领导人或管理者的品德和精神，它是“道”和“术”的灵魂，也是“道”与“术”得以发挥作用的前提和关键。      

　　在老子看来，“王”德、“圣”德的核心，是正确处理“君”与“民”或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关系。正如《道德经》第六十六章所讲，“江海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为百谷王”，“是以圣人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后之”。这里面，体现着老子政治思想的两个重要理念：一是不与民争位；二是不与民争利。所谓“以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核心就在于此。也就是说，作为国家的领导人或管理者，首先要以谦下的态度对待人民，将人民置于自己之上，不与人民争上下；同时，在处理各种利益关系时，首先要考虑人民的利益，将自己置身于人民之后，不与人民争利害。这是赢得民众支持、获得执政基础的重要前提，同时也是实行有效管理、维护自己统治的最佳方法。这样做，就会“处上而民不重，处前而民不害”，天下的百姓就会对你“乐推而不厌”。尊重人民，情系人民，造福于人民，让利于人民，自然会赢得人民的支持和喜欢，天下人自然不能与之相争。   

　　“善下”和“不争”，就如我们今天所讲的“领导就是服务”、“吃苦在前，享受在后”、“不为名、不为利”。这样的领导，群众自然是“乐推而不厌”的，同样也是“天下莫能与之争”的。   

　　很显然，老子讲“善下”，其目的在“上”；讲“不争”，其目的在“争”。上什么？上自己的品德、上自己的威信，上自己的民心！争什么？争吃苦在前，争为民效力，争为民谋利。因此，“善下”与“上”、“不争”与“争”，要看出于什么动机、为了什么目的。如果对人民“善下”的人“上”多了，与人民“不争”的人“争”多了，岂不是老子的期盼、先哲的希望吗？岂不是人民的幸福、国家的幸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