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肖书胜 

    肖书胜，1955年生于湖北武汉。1973年下乡做农民，1976年进城当工人，1978年入校学会计，1982年毕业于湖北财经学院（现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会计系。30多年来先后在财政部会计司、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会计资格评价中心从事与会计有关的工作。现为中国农业银行董事。 

 

　　30多年前，我懵懵懂懂从一名建筑工人转身步入会计行业，却不知“会计”为何物；30多年里，我忙忙碌碌从事会计工作，从未认真想过“会计”对我这辈子究竟意味着什么；30多年后的今天，我恋恋不舍地离开了会计岗位，也许“不在此山中”的缘故，我开始静心思考“会计”二字对我人生轨迹带来的改变。 

　　平凡而充满挑战的会计工作，给我留下很多值得回味的东西。 

随遇而安 

　　回眸30多年会计生涯留下的深浅不一的足迹，冥冥之中总感到有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如影随形陪伴着我，帮我不断修正前进路上的坐标：当工作比较顺利时告诫我要戒骄戒躁，在遇到一些挫折时鼓励我要咬牙前行，让我始终保持一种荣辱不惊、积极向上的健康心态，用微笑去迎接前进路上的挑战，用行动去适应社会发展的步伐。这东西怎么这般神奇？这样有力量？思索良久，窃以为可以用“随遇而安”四个字来形容。这也许是性格使然，也许是我这个年龄段的人所处历史环境、所受社会教育和所干工作特点在一起长期碰撞所产生的“化学”反应。借助它的力量，在职业生涯的几个重要关口，我作出了恰当选择。 

1977年：陪哥们上考场 

　　1977年初冬，凭着哥们义气，我陪单位同事一起走进高考考场。由于天生愚钝，这次高考对我人生的重要影响，我在若干年后才慢慢有了体会。 

　　受益于小平同志对高等教育的重视和国家平等公开的招生政策，我在高中毕业下放农村锄了三年地，又到建筑工地爬了两年脚手架之后，在一个偶然的情况下，不自觉地走进了高考考场。起因是我的一个好朋友，亦即我在湖北省第一建筑公司水电队的同事小周，三番五次动员我陪他一起去报名，一起去考试，相互之间作个伴。 

　　开始时,我死活不愿意，认为自己不是这块“料”：一是我们迈入中学校门时，正值“文化大革命”烈火越烧越旺，教学质量大打折扣；二是已经在社会上“野”了5年，数理化都还给老师了；三是对高考政策一点儿也不了解，不觉得读大学有哪点比当工人幸福，不拿工资还要家里贴钱。架不住小周苦口婆心多次做工作，我实在不好驳他面子，朋友有“难”，应该拔刀相助，我只好勉强答应陪他走一趟。 

　　由于是恢复高考的第一年，没有经验可循，一切都是新鲜事物，一切都在探索中。没有考试大纲，没有复习资料，没有培训班，也没有人指导，我不知为什么要去考试，也不知要复习哪些内容。就在这种对高考一点儿都不了解，近乎糊里糊涂的精神状态下，我陪小周去公司报了名，顺便也写下自己的名字。这之后，我还想当然地填报了一个自认为很了解的财经院校“会计”专业。我以为这个专业不就是像生产队会计那样，拨拉着算盘给乡亲们算算工分，像公司会计那样，数数人民币给工人们发发工资吗？这个活是个人就能干，真搞不懂为啥还要读大学，而且学四年。 

　　从我们去公司报名到参加考试，中间只相隔30多天。这中间除了每周星期天一天时间我可以安心用来复习，其他6天我得继续去上班。每天起早贪黑从汉口家中先挤车到江汉关码头，再转长江轮渡去武昌，上岸后至少还要换一次公交车，才能到达工作地点，上班单程时间一般在1.5~2个小时。因此，如何利用好上下班途中和中午短暂休息时间复习，是我每天要考虑的一个重要问题。好几次，我站在公交车上背复习资料睡着了，以致错过了下车。每天晚饭后至上半夜，是我复习的主要时间，家里人不让我干一点儿家务活，这几个小时着实宝贵。所谓复习资料，也只是把我和哥哥姐姐还没有卖掉的初、高中课本，以及周边能寻觅到的各种带字的东西，统统搜集在一起。 

　　煎熬了5个多星期后，我陪小周上了“战场”。我没有什么心理负担，因为从一开始就是“陪太子读书”，考完试就把这事搁在脑后了。没想到几个月后，天上掉下个大馅饼，不偏不倚正好砸在我头上。1978年3月，我走进大学校门，学会计去了。 

1982年：毕业分配“第四志愿”是北京 

　　1982年1月底，我从湖北财经学院（现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会计系毕业。裹着二哥送我的厚厚军大衣，冒着刺骨寒风，我很不情愿地来到祖国首都北京，分配到财政部会计制度司(现会计司)工作。当时我们班上同学对北京的印象是“风沙很大，大米很少，经常吃杂粮”。 

　　那时的大学毕业生很幸福，不用自己操心，由国家统一包分配，而且都是“铁饭碗”。在这一点上，我十分理解和同情现在的孩子们，他们太不容易了，大学毕业找工作意味着参加另外一种形式的高考，或许更难，一次次希望换来的往往是一次次失望。没有良好的教育背景，坚强的拼搏精神，出色的沟通能力，外加几分运气，很难找到心仪的工作。 

　　当时学校发给我们每人一份毕业分配地意向征求意见表，我毫不犹豫地在“第一志愿”、“第二志愿”和“第三志愿”三个选择项中，都填写了“武汉”。我想我留在武汉工作应该没有问题，之前我打听过，班上绝大部分同学都会分配到位于武汉城区的省、市两级行政、事业单位和几家大型国企。班上同学中武汉生源不多，而我是从小吃热干面长大的老汉口。其实选择留在武汉的原因很简单：父母年老多病，他们把我们几个孩子拉扯大，操劳了一辈子，不知吃了多少苦，现在是我回报的时候了。 

　　万万没有想到，学校准备把我分到千里之外的北京。系党总支书记、系主任、辅导员等一些老师轮番找我谈话，做耐心细致思想工作，从教室谈到走廊里，再谈到篮球架下。他们的理由主要有两点：一是我们学校是财政部部属院校，现在部里青黄不接，正需要年青人，你学习成绩比较好，应该去为学校争光；二是你是党员，又是班干部，应该为学校着想，带头服从分配，作个榜样。辅导员刘仁满老师以前去过财政部，他还加了一条理由：去财政部多好，大门口还有拿枪的“解放军”替你们站岗。 

　　我出生在工人家庭，从小父母就告诉我要听党的话，跟党走。我想，如果不是遇到国家教育改革好政策，我现在肯定还在爬脚手架上。现在大学毕业了，国家需要我，我理应作出牺牲，听从党的召唤。回家与父母商量，他们十分理解我，尊重我的想法，他们虽然文化程度不高，但深明大义，懂得国大家小这个道理。在家里人支持下，我做好“吃杂粮，战风沙”的心理准备，带上御寒衣物，乘上北去的火车。一下车，真的就与风沙和杂粮面食打起了交道。这一打就是30多年，我从一个风华正茂的小伙子，变成了两鬓斑白的小老头。 

1994年：一次艰难的抉择 

　　1994年3月下旬，正当我在会计司工作了十几年，业务基本熟悉，准备摩拳擦掌大干一场时，我迎来了人生一次艰难的抉择。 

　　一天，我正埋头工作，分管我们处的副司长淑萍大姐突然找我谈话。她表情严肃，欲言又止，看了我好一会儿才说：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组建时间不长，目前工作任务很重，但缺少中层干部。协会领导希望把你调过去，也请示了部领导；当然我们也舍不得放你走。为此征求你的意见，去不去中注协，由你自己决定。 

　　由于事发突然，没有一点儿心理准备，我一听这话就感到五味杂陈。好不容易才将会计司业务和工作环境熟悉了，又让我搬家，从头干起，而且是从行政单位调到事业单位，我怎么这么倒霉!？我越想越难受，整整一周，心烦意乱，郁郁寡欢，什么事都不想干，什么事也干不好，一天之中总有几次鬼使神差一般走进隔壁会议室，靠在沙发上长时间发呆。 

　　玉廷处长发觉我情绪不对，找我谈心，尽力开导我。老同学中注协王军副秘书长也做我思想工作，鼓励我大胆往前走一步。经过一个星期反复激烈还夹杂着一丝痛苦的思想斗争，我想通一个道理，“树挪死，人挪活”，凡事都事在人为，只要你有本事，到哪儿都能干出“彩”来。协会领导看得起我，会计司领导也舍不得我走，说明我还有一点儿用。事情既然已经如此，我就接受挑战，去一个我虽不熟悉但充满生机的新单位工作，担任中注协注册部主任。 

　　几天以后，我正在司里抓紧处理手头工作，准备交接，中注协丁秘书长打来电话，让我第二天上午临时参加协会一个会议。 

　　第二天我准时到会。随着会议的进行，我心跳加速，越听神经绷得越紧。丁秘书长正在给协会各部门布置工作，他讲话非常艺术：A事很重要，注册部必须抓紧完成；B事社会影响很大，由书胜同志亲自负责；C事我已经催了几次，援朝同志（注册部副主任）要加快进度，等等。绕来绕去，协会近期10来项重点工作中，有一多半都是注册部的事，也就是我这个尚未到任的主任的事，怪不得他这么着急叫我来开这个“临时”会，其实是想把担子先压在我肩上，看我还能不能在会计司坐得住。我拼命在笔记本上照葫芦画瓢，很多事不知原委，只有会后再了解。 

　　也就是从那天“临时”开会开始，我就被牢牢套住了，天天在中注协上班，会计司没干完的活只好以后再想办法。丁秘书长布置的这些活，不仅工作量大，天天都要加班加点，而且不好干，有些棘手的事需要协调好外部关系。到中注协没几天，我就直奔方庄，拜会中国证监会首席会计师汪建熙，协调证券资格会计师事务所管理问题。老汪给我第一印象，是一个学者型领导，温文尔雅，善解人意，说话谦和，沟通愉快。 

　　那时中注协还有行政职能，涉及会计师事务所审批、处罚等事项，经秘书长签字后，报部领导审定，发财政部文件。我亲身经历了“两会”（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与中国注册审计师协会）联合、注册会计师行业清理整顿、会计师事务所脱钩改制等重大事件，做了一点分内的事。我对注册会计师行业改革、发展、壮大的艰难历程，及其对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影响，有着十分深刻的印象。 

　　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在中注协工作期间，我在较短时间内调整好了心态：既来之则安之，干一行就要爱一行，我努力学习，用心钻研注册会计师行业业务，争取堤内损失堤外补。 

2001年：不一样的挑战 

　　2001年4月的一天上午，中注协召开全体职工大会，李勇部长助理（兼协会秘书长）和人事司领导端坐在主席台上。 

　　李助理正在讲话。我听着听着，忽然好像听到我的名字，心里“咯噔”了一下，赶紧向旁边同志求证。同事告诉我，正说你呢，部里准备成立一个什么单位，想让你去。原来经中央编办批准，财政部党组决定成立会计资格评价中心，负责全国1000多万会计人员的职称考试等相关工作，部领导研究拟让我去当副主任。 

　　会后不久，李助理找我谈话说，经组织考察，部里已正式决定调你去评价中心工作，这是一个新单位，人员来自部内各个司(局)，你要做好迎接新的挑战的准备。听了李助理的话，我内心十分平静，虽说又要改行了，但这次好像和上次不一样，少了些许激动，多了几分思考。随着年龄增长，阅历丰富，我似乎更加领悟了“适者生存”不变法则的真谛，人其实就是一块砖，退休之前四处搬，把你“砌”在哪儿合适，组织上比我们自己更清楚。至于李助理为什么强调要我做好迎接新挑战的准备，我以为这是例行“官话”，没有往心里放，有什么事到了新单位再说。 

　　评价中心的主要任务，是组织考生报名、编排考场、编写教材、组织命题、举办考试、开展阅卷，等等。这些工作，看似平淡无奇，实则隐含很大风险。其一是工作对象直接面向社会考生个体，考务组织工作量大，链条长，每个环节质量都牵扯到考生切身利益，稍一疏忽就可能引发纠纷。开考20年来，每年至少100多万会计人员报名，是职称类中最多的，2013年高、中、初级考试报名人数达到206万人。组织工作中哪怕出现百万分之一的差错，摊上事儿的考生就是百分之百的倒霉。现在考生维权意识十分强，损害了他的利益，如果处理不好他会和你“拼命”的，而有些损失无法以金钱来衡量，也无法在事后弥补，因而我们一切工作都必须在事前做到位；其二是安全保密工作风险很大，各种作弊手段防不胜防，如果这方面出了问题就会引起不良社会影响。长期以来，各种职称考试中一直存在作弊行为，但近些年来利用科技手段作弊现象越来越突出，越来越猖獗。社会上一些不法之徒，为了攫取巨额不法利益铤而走险，他们不断翻新科技作弊手段，利用语音、数字、图像等方式传送“答案”，公然向我们提出挑战。如果我们管理不善，应对不力，出了问题，就可能造成不良社会影响，后果很难预料，也很难收拾。问题严重时，相关领导和直接责任人的前途，随着责任追究就可能交代了。我们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成天就像是在钢丝绳上行走。如何“魔高一尺，道高一丈”，确保考试中不出安全保密等重大问题，成为我们工作的重中之重。 

　　在评价中心工作这十来年，是我参加工作以来，挨批评最多，精神压力最大，头发白得最快也掉得最多的一段时期。有时早上醒来，爱人用十分忧虑的眼神，望着我枕巾上横七竖八躺着的几十根灰白细发，唏嘘不已；我默默地看着她，想了半天，也找不到一句能说出口的宽慰话。经历了这些事情后，我才体会到李助理的良苦用心，他为啥要我“做好迎接新挑战的准备”。与我以前多年熟悉的围绕财政财会系统内单位，围绕专业技术开展工作的环境不同，现在我面临的最大挑战来自社会，涉及违法犯罪。我们与隐藏在社会阴暗角落不法之徒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十分残酷，我们没有一点儿退路。 

　　面对这种严峻局面，在部领导亲自指挥下，在部内外有关单位大力支持下，我们不断提高风险防范意识和服务意识，持续改进安全保密措施，想方设法增加经费投入，联合社会各方力量，严厉打击各种作弊行为，维护了广大考生合法权益，确保了考试的公平和公正。 

2011年：计划外转行 

　　2011年10月中旬，在会计行业服务了30年之后，我意外地走上转行之路。 

　　一天下午工间操时，综合处同志送来一份写着我名字的公函，落款是财政部人事教育司，我赶紧拆开。原来是一个考试报名通知，对象仅我一人，截止时间为第二天下午下班前。通知中说，中国银监会近期将组织一次金融行业董事选拔考试，经财政部领导研究，符合一定条件的司局级干部可以报名。看完通知，我没多想，马上拿起电话告诉人事司经办同志，我不参加考试。我觉得这个考试和我没有一点关系，我现在是评价中心主任，是一把手，每天的事都忙昏了头，哪有时间和精力考虑这些闲事？ 

　　第二天上午，我有一项重要工作要向主管部领导请示。谈完工作准备离开时，我随口汇报了收到考试通知一事。哪知部领导一听，略一思索后对我说：这是个机会，你去试一下吧。我想也没想就答应了，领导让我试我就试一把，反正和工作也没有什么关系。回到单位已经11点多了，我请人事处长义宾同志代我打电话给人事司经办同志，更正一下，说我报名参加考试。谁知这句话说完没几天，我就开始后悔了，非常的后悔。 

　　大约是报名后3~4天时，我收到一本厚厚的考试用书，比16开大学教材还要大一圈，由中国银监会组织金融界权威人士编写，书名为《银行高管知识题解》，共716页，1042千字，45.25印张，大约几斤重，如果一只手拿着还有点费劲。书中夹着一张通知：9天以后，去中国银监会大楼参加笔试。双手捧着这本书看完通知，我差点儿没晕过去。100多万字，如果拆开来，一个一个念，我敢肯定绝大部分都认识，但把它们组成金融专业词汇，绝大多数我不知道它们在说些啥。会计与金融是两个不同经济领域，研究对象、研究方法，思维模式完全不同。给我们9天时间复习，这么多内容看是看不完的，即便看过的部分也不一定能理解，理解了的也不一定记得住，这让我们怎么去考试，简直是开国际玩笑，这不是想要我的小命吗？真没想到，我这么大年纪了，做事还这样不靠谱，太不自量力了。 

　　接下来的几天，我如坐针毡，从早到晚心里就像压着一块大石头。白天上班，有很多琐碎事逼着你去处理，没工夫想考试的事，心里还好受一点；晚上下班回家，一进门就看到桌子上放着那本“讨厌”的考试用书，心里就感到别扭。我找了一份报纸将它盖住，眼不见心不烦。但来来回回从它旁边经过，多少都有点儿对越自卫反击战后边民外出，时时担心身旁不远的地雷，不知什么时候会爆炸一样的感觉。我使劲安慰自己，这是个不该发生的“误会”，届时随便找个理由不去参加考试，这事就算躲过去了，以后再也不干这种傻事了。 

　　开始两天，我自欺欺人，以为危机已经化解。但不知怎的，整个人成天还是处于惶恐不安之中，干什么都觉得不对劲儿。随着时间一分一秒流逝，内心的不安越聚越多，挣扎越来越强烈，终于我撑不住了，几十年来组织上培养的和自我修炼的职业道德及敬业精神占了上风。我狠狠责问自己：你就这种无赖水平，当逃兵不觉得可耻吗，以前你可从来没做过这种丢人的事！你感到考试内容难，别人不也一样吗？在耽误了宝贵的50多个小时后，我在良心谴责下，硬着头皮掀开了那份遮羞纸。我给自己定下目标：宁死不当逃兵，只要尽了力，即便考得再差，我也问心无愧。没有了虚荣心，压力顿时减轻了许多。 

　　很不凑巧的是，就在那几天，家里还发生了一件比我参加考试还要重要100倍的大事。经过北京几家知名大医院检查，我爱人必须尽快去东二环肿瘤医院做一个较大的全麻手术。看着病历和化验单上医生诊断结果，我的心快要碎了，几次躲在阳台上暗暗落泪。 

　　承受着难以形容的双层压力，我一方面请假跟着爱人到处跑，找熟人联系住院，办住院手续，请主刀和麻醉大夫，等等；另一方面抓紧处理手头工作，挤出点滴时间复习。爱人开刀那一天，我把她推进手术室后，坐在手术室外十分嘈杂的大厅中看了几个小时的书。手术后，我请了一天假在病房护理她，其他时间都是下了班再往医院跑。十分感谢我和爱人单位的许多好心同事，在我最困难的时候给予的无私帮助，她们白天让我安心上班处理公务，晚上也由她们在医院陪床，我女儿也参与了护理，这样她们送给我好几个晚上挑灯“夜战”的宝贵复习时间。 

　　全仰仗大家帮忙，我顺利参加了笔试。那天下午4：30我从金融街中国银监会大楼考完试出来，径直去医院接爱人出院。由于运气比较好，我通过了笔试。之后，部领导研究，拟派我去农行担任股权董事。再往后，部人事司又通知我准备参加面试，我不太情愿地再次抱起那本还带着余温的大厚书，继续啃起来，包括春节7天假期在内，爱人、小孩都回老家探亲去了，我独自留在北京，一天24小时中一多半时间都在与“她”亲密接触。再之后，我通过了中国银监会5位专家的面试，农行董事会、股东大会也先后通过我担任股权董事的议案。最后，经中国银监会主席批准，2012年4月，我恋恋不舍地离开了工作30年的会计岗位，去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开始新的学习。 

批评使人进步 

　　一个年轻人进入社会，参加工作时，假如有两种截然不同的工作氛围可供选择：一种注重表扬，每当你取得一点儿成绩时，周围马上传来一片赞许声；另一种提倡批评，每当你工作没做好时，旁边及时有人善意提醒你。我想您多半会选择前者。如果让我选，我宁愿选择后者，因为根据我的切身体会，这种环境有利于挖掘人的潜能，培养人的拼搏精神。这也许与我从小爱背诵毛主席语录“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有关，参加工作几十年，我一直拿这句话警醒自己，消化所经受的表扬或批评。久而久之，我在脑海深处渐渐衍生出“批评使人进步，表扬使人落后”的感叹。真真切切，我这些年一直是沿着“暴露缺点——受到批评——成长进步”的路径前进的。没有缺点，那不是我；没有批评，我可能到今天还不懂事。您如果要问我参加工作以来受到过多少表扬，我答不上来，因为实在太少；您若要问我挨过多少批评，我印象十分深刻，因为有很多批评永远无法从记忆中删除，它们一直在鞭策我，伴随我成长。尤其是在个人事业比较顺利，自我感觉良好，成天手脚都不知道放哪儿好时，那一声声从天而降的批评，犹如一针针“退烧剂”，让我迅速清醒，回到现实中，想起自己几斤几两。 

第一次挨批评 

　　到北京不到半年，我就受到会计司领导的批评。 

　　当时司里派我参加外经贸部组织的关于宏观经济形势的一个培训班，这也是我进京后第一次外出学习。在20世纪80年代初，培训班没有“铜臭味”，不需要缴纳任何费用，当然培训班也不管学员食宿，不发讲义材料。培训地点选在海淀增光路“工运学院”大礼堂，来听课的人很多。为了占个靠前座位，我每天很早起来骑车前往；中午下课后，在路边小摊花几分钱至多一毛多钱买点食品充饥；晚上下课后，再骑车回家。三天培训结束，我根据笔记，用钢笔整理出大约10张纸，4000~5000字的汇报材料。 

　　几天后，几位司领导看完汇报材料退回处里，杨纪琬司长在首页上端批了一段话：这个材料内容比较丰富，介绍了宏观经济许多情况。以后写材料，要分分段，每段前面列个小标题。又过了几天，我在楼道里碰到了杨司长，他叫住我，很严肃地说：你上次写的材料我看了，写得不错。可是你只顾自己感受，一口气写下来，没有分段，让看的人感到很累。以后写材料一定要分分段，每段前面要有个小标题，让看的人看完一段后有个休息。不然的话，这么长的内容，年纪大的人看着看着，一口气上不来，还不把人“噎死”了。我听了急忙点头，一句话也不敢说。 

　　回到办公室坐下，我很沮丧，没想到我写作水平竟然这样差，连个材料也写不好。可仔细想想，又似乎有点不对，大学里分明学过写作，考试成绩也不差，怎么一玩真的就不灵了？好多天，我想不通，出校门没几天，怎么这样快就把学校学的东西还给老师了？ 

　　这件事对我思想触动很大。经过一段时间反思，我认识到杨司长的批评完全是对的，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我们这些刚出校门大学生骨子里的脆弱。从表面上看，我们是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大学毕业生，学得比较扎实，素质应该不错；但从实际效果后，我们却不能胜任基本工作，即便是“写材料”这样的小事，也不能让人满意。这说明我们人虽然毕业了，像模像样坐在机关办公室里，但思维模式还停留在学校的“纸上谈兵”阶段，不懂得实际工作中需要些什么。 

　　这件事提醒我两点：一是走出校门后必须继续坚持学习。学校所学只是一点儿理论基础，一些基本知识，要想满足工作需要，必须持之以恒地从实践中学，以获得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专业营养；二是走出校门后要特别注意“学以致用”。身份变了，思维和行动方式也要改变。以前学会计，主要靠模仿，凭理解和记忆把老师教的专业知识塞进大脑里；现在干会计，需要讲效益，要琢磨如何运用所学专业知识解决实际工作中的问题。 

　　找出了症结所在，我从多日的自咎中走了出来，同时也给自己定下终身学习目标：走出大学门，我依然是一个学生，一个一辈子都需要从社会和大自然中学习、总结和提高的学生，没有毕业的时间表。 

不称职的副处长 

　　1987年夏天，在会计司工作了5年半后，我不知怎的变成了分管工交、文教企业会计制度的副处长。谁知“副处长”三个字还没听习惯，我工作中就出了纰漏，为此受到魏克发司长的批评。那时杨司长已经退休，组织上将原魏副司长的“副”字去掉了。 

　　那时企业会计制度是分行业、分所有制制定的。为了掌握国民经济发展和财政财务收支情况，国家每年都要布置和汇总各行各业会计报表，每年这个时候都是我们一年中最忙的季节。我们处每个人都要根据一年来国家财政、财务、会计、税收、统计等政策变化，来设计分管行业的汇总会计报表，印发国务院相关企业主管部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财政部门，由他们层层转发至所辖企业填报；填报后再逐级向上汇总，最后报到财政部。我们每年都要与部内财务司局一起召开决算布置会和决算汇总会。由于决算布置时间比较集中，那一段时间大家非常忙，几乎天天加班加点。 

　　一天早上刚上班，因处长出差在外地，我兴冲冲地将一本厚厚的经过多次修改的汇总会计报表径直送给魏司长签发。临近中午下班时，魏司长走进我们办公室，将已经签发的文件递给我，让我赶紧送司办公室登记，然后请办公厅文秘处打印。我很高兴，心里美滋滋的，终于又干完一份“大活”。可我高兴得太早了。魏司长在转身出门前，好似不经意一样随手指着“发文单”上一个方框说：“你抽空把它填一下”，说完扭头出了门。我感到奇怪，还有什么好填的？为了今天上午司领导能把文件签发出去，我抢在昨天下班前将文件都校对完了。可我低头一看，顿时傻了眼，不知怎么搞的，发文单“文件名”处居然是空的，而之前几稿我都仔细核对过，“文件名”绝对填写了。怎么这么倒霉，忙活了几个星期，最后一“哆嗦”时还是出了错，真是欲速则不达呀! 

　　之后几天，我在惴惴不安中度过。当“领导”没几天，就出了这种低级错误，司里其他人知道了还不笑掉大牙？我走路低着头，也不愿和人搭讪，特别害怕在走道时碰见魏司长。谁知都是领导，风格却迥然不同。每天工间操时，魏司长照旧迈着方步走进我们处所在的大办公室，观看大家下军棋，他尤其欣赏悔棋双方“打嘴巴官司”的情景。每每见到我，他都是带着微笑点点头，一副乐呵呵的模样，好像从来不知道“发文单”之事。他越是对我客气，我就越是感到不自在，我对不起他的信任，对不起组织的培养。 

　　好多天过去了，我在魏司长的微笑激励下一次次进行反思，内心渐渐平静下来。我想，我是一个俗人，哪能不犯错误？虽说日子总得过下去，但痛定思痛，我必须找出犯错的原因，避免以后再犯这种“小儿科”错误。我觉得这不是一时疏忽，也不是一个技术问题，而是我在灵魂深处还没有树立领导意识和责任意识，没有想到一个处于“产业链”最顶端的中央国家机关副处长的工作质量对整个行业来说“差之毫厘，谬以千里”的重要影响。我觉得自己不配当一名副处长，甚至做一名科员也不合格。 

　　这件事给了我一个深刻教训：工作纵然千头万绪，但孰轻孰重首先要心里有数，千万别忙昏了头。当多大官，负多大责，没有本事你就别当官，即使当兵，你也要把自己分内的事做好。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能以降低工作质量为代价，来迎合个人需求或其他利益。“捡了芝麻丢了西瓜”这样的傻事，一辈子最多只能干一次。 

不该享受的“礼遇” 

　　我从未和别人说起过这件丢人的事。 

　　那是在1993年，为了整顿国内比较混乱的金融秩序，国务院从各部委抽人组成7个工作组，分赴部分重点省份开展检查。我有幸参加了由中国人民银行常务副行长郭振乾同志带队的工作组，奔赴湖南、广西检查。郭行长是正部级领导，此前曾担任湖北省省长，后来担任过审计署审计长。当时中国人民银行行长由国务委员兼任。 

　　我们组先去的湖南。一到长沙，住进省政府招待所蓉园宾馆，马上开会，听取汇报。湖南省委、省政府十分重视这项工作，省委书记、省长、几位副省长、秘书长，以及人行、财政、计委等综合部门主要领导均参加汇报会。会后，检查组通过各种方式开展工作，力图掌握更多情况，为国务院整顿全国金融秩序提供决策资料。郭行长工作抓得很紧，白天工作繁忙，他就在晚上召集检查组开会，通报情况，研究工作，布置任务。饭后间隙，我经常陪他散步、聊天。郭行长温文儒雅，待下属十分友善，丝毫没有一点儿领导的架子。我曾经很幼稚地问了他一个“很傻”的问题：是省长好干还是行长好干？他马上回答了我，末了还补充一句：当一把手很不容易。当时我对这句话一点儿也不理解，十几年后才有了体会。郭行长的一个爱好就是喜欢打乒乓球，出差随身带着乒乓球拍，如果中午或晚上有一点儿闲暇时间，他准会挥拍大战。与他对阵的通常是他的秘书，我虽然和他打过好几次，但总也赢不了他。 

　　第二次是去广西。与湖南工作程序一样，我们一到南宁，就听取汇报。自治区党委赵富林书记、自治区政府成克杰主席、雷副主席、秘书长等领导，以及政府有关综合部门一把手都参加了汇报会。会议结束时，我急匆匆走到自治区财政厅厅长面前，转达了从北京出发前有关领导让我捎的几句话。我之前不认识他，会后再与他联系又怕不方便。两人接触时间15~20秒钟，等我走出大门时，发觉气氛有点不对。原来检查组其他人都已经上车，但赵书记、成主席和自治区其他人员均没有走，他们垂手站立车门两侧，恭候我一人。我一只脚刚迈上中巴车台阶，另一只脚还悬在半空中，就听到一向温和的郭行长仍然用十分温和但明显带有一点批评味道的语气对我说：“小伙子，你动作快一点呀。”听到郭行长这句话，我猛的一下意识到自己在不知不觉中犯下一个大错，哪有让这么多领导等一个小兵的道理？我一声不吭走到车后排坐下，羞愧、悔恨加懊恼，心里扑腾扑腾乱跳，好半天回不过神来。真是丢人啊，进京城十几年了，连公务交往中最起码的规矩还没搞懂或者说没把它当回事儿，这“官场”算是白混了。之后在广西的一个星期里，工作和生活一切照旧，检查组里没有一个人再提这件事，郭行长对我仍然和以前一样亲切、和蔼，有空时我们还是一起散步聊天。也许他们都忘了这件事，可我没有忘，一辈子都不可能忘记。 

　　虽然这事已过去20年了，但20年来我不知有多少次想起它，特别是在夜深人静时，想起它就像白天刚刚发生一样，想起它我就不由自主对自己近期言谈举止进行反省。郭行长对我的温柔批评，已深深刻进我的脑海里，成为我的座右铭：“人，必须守规矩”。当今社会，不管你叫啥，何种肤色，是男是女，多大年龄，当多大官，积累多少财富，你都得守规矩，不管是法律强制性规矩，还是民间约定俗成规矩，你都得自觉遵守。没有规矩，不成方圆。 

真想找条地缝钻进去 

　　参加工作以来，虽然受到过一些领导批评，但总体说来，频率不算很高，领导还算客气。没想到50岁以后，已经开始退休倒计时了，我挨领导批评的次数却变多了，有时批评语气之严厉真让我受不了。 

　　2008年夏天，评价中心李主任因工作需要离开单位，部领导研究决定，让我这个副主任“临时主持”评价中心工作。 

　　从小到大，我没尝过一把手的酸甜苦辣，现在让我主持一个单位工作，心里没底。为此，我先后拜访了部内性质相同或相近的几个兄弟单位，学习取经。这些单位的一把手十分仗义，毫无保留地传授我许多管理“秘诀”，中注协陈秘书长还将他们多年摸索制定的厚厚一本内部管理制度送给我参考，我永远忘不了这些兄弟的深情厚谊。主管部领导也十分支持我的工作，经常听取汇报，给予指示，每隔一段时间还亲临评价中心看望大家，检查指导工作，帮助解决一些实际困难，给予我们巨大鼓舞。 

　　面对一片大好形势，我下定决心，一定要把工作搞上去，让领导放心，让大家放心。在刚接手中心工作半年左右的时间里，我每天只睡很少几个小时。尽管白天工作繁忙，晚上回到家筋疲力尽，但不管多晚入睡，第二天早上不到4点，不用闹钟，我准时会醒，而且醒来时头脑异常清醒，再也睡不着。躺在床上，我就开始琢磨新的一天的工作。天麻麻亮，我赶紧起床，随便找个纸条把想到的事情一条条记下来。想想以前当副手时，每天早上都是被手机闹铃吵醒，那时真叫幸福。 

　　扪心自问，开始那一段时间，我工作十分努力，也取得一些成效，但不知怎的，就是达不到领导要求，特别是在会计人才评价工作创新方面，更是三天两头挨批评。我不管是在单位，还是回到家里，心里总像压着一块大石头，喘不过气来。随着批评次数增多，我渐渐萌发了“少见领导为佳”的念头，日常工作中需要请示的事项，尽量写签报，以降低挨批评的概率。可领导就是领导，不因你不主动找他就忘了你，不因你害怕批评就“心慈手软”。 

　　一天，部领导召集我们和部内几个司局一起研究工作，每个单位除了一把手外，分管工作副手和相关处长也参加，偌大一个会议室基本坐满了。会议最后总结时，部领导对参会各单位近期工作进行了点评。在谈到评价中心时，他“老人家”和过去一样，丝毫不给我这个还有几年就要退休的老同志一点儿面子，点着我的名字又狠狠批评了一通。我低着头听着，装模作样地做着记录，但脸上却是红一块、白一块、青一块、紫一块，实在是听不下去了，真恨不得找条地缝钻进去。也就是在那一瞬间，我猛的一下理解了，为什么有人在万般无奈时会失去理智而做出荒唐事。我咬着牙，提醒自己一定要坚持住!在我记忆中，类似这样的批评不止一次。 

　　记得有个故事，说古代某位将军打了败仗，但在向上汇报战况时，他将原写下的“越战越败”四个字换个位置，变成“越败越战”，顿时思想境界就不一样了。我当时的心情也是这样，只不过还想添上一句：“越战越勇”。领导越是批评，心里越是难受，我就越是不服气。都是人，也不缺胳膊短腿的，为什么别人能干好，我却不能？我就不信这个邪!正是在部领导这种“恨铁不成钢”的严厉批评声中，我把浑身每个神经细胞的积极性都调动了起来。 

　　我冷静地进行了分析。为什么我这样努力，还是“逃脱”不了挨批评的命运？我是否做的是无用功？平时高喊“与党中央保持一致”，实际工作中我是怎样付诸实践的？干得再多，如果主管领导不满意，只能说没有干到点子上，这是“官场”的大忌。思来想去，我把问题归结到我还没有真正领会部领导意图，工作思路需要调整。部领导这么关心会计人才评价工作创新，肯定有其战略考虑，我工作着力点必须转到这方面来。拿定主意后，我召集班子成员开会，重新思考工作布局，在现有资源条件下，从工作目标选定、班子成员分工、工作人员配备、办公条件利用等方面有针对性地采取了一些措施，同时努力争取外部支持。 

　　经过较长一段时间拼搏，在大家共同努力下，评价中心考试组织、会计人才评价，以及内部管理等方面工作都有了明显改观，部领导的脸色渐渐变得好看一些了，我挨批评的次数也大大减少。不知怎的，对此我还真有点儿不大适应。 

不可忽视的百姓心声 

　　我没有统计，也不太好统计参加工作以来究竟受到过多少批评。但有一点儿可以肯定，对我批评最多的不是上级领导，而是周围同事，因为他们与我共事多年，十分了解我，很容易发现我的毛病。但坦率地说，对于同事的批评，我曾经有过不冷静甚至不接受的时候，特别是年轻气盛时，承受能力比较差。随着年龄的增长，胸襟的开阔，我对那时的心浮气躁感到羞愧。 

　　同事批评我的方式，大体有以下几种：绝大多数人心地善良，说话诚恳，批评你时掏出心窝子来和你交流；但也有个别人说话尖刻，一上来劈头盖脸将你“骂”一通，丝毫不顾及你的感受，“骂”完他就舒服了；有的人城府比较深，说话含蓄，明明很想批评你，但一开口先绕弯子，好半天才似无心一样点出你的不足；还有的人可能害怕得罪你，他们不是用言语，而是在一些特定场合，通过皱一下眉，或撇一下嘴，甚至用一个眼神，来表达心中的不快；也有个别人想与你套近乎，表面上是在批评你，实际上是在拍你马屁。 

　　对同事以各种方式开展的批评，虽然大多数情况下我能坦然应对，但有时也会感到很不舒服甚至委屈，特别是在个别人夸大其词或无中生有时。即便如此，事后冷静下来，我都会对同事的批评进行反思，在自己身上查找原因。别人批评我，说明我有问题，起码是工作方法需要改进。我常常这样安慰自己：人贵有自知之明，如果别人告诉你脸上有脏东西，他需要有勇气，你应该感到庆幸，把脏东西洗掉就是了，有什么值得生气的？ 

　　年龄大了，各种批评听多了，我就开始琢磨，同样一句批评，出自不同人之口，有何不同寓意：上级领导批评你，是在教育帮助你，给你指明方向；班子成员批评你，是在帮你防病治病，避免你独断专行；下级群众批评你，是在给你打扫卫生，维护你光辉形象。一个人能经常听到批评绝对不是坏事，如果周围同事都能毫不拘谨地批评你，说明他们信任你，你的前途一片光明；如果周围人谁都不爱搭理你了，表明你已经到了不可救药的地步，你的前途将十分暗淡。 

　　作为经常表白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各级领导，平时最容易忽视而最应该关注的，就是周围群众的批评，因为他们的批评往往最及时、最直白、最细微，解决他们所反映问题的成本也最低。推掉一些不必要的应酬，多和他们接触，听听他们发发“牢骚”，有利于及时发现我们工作中的不足和个人脸上的“脏东西”，有利于我们的“免疫系统”正常发挥作用。我们应以“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态度，善于听取群众批评，容忍群众尖锐批评，以感恩之心对待群众批评，永远保持一颗清醒的头脑。 

寻找一双适合自己的鞋 

　　人们常说，世界上没有两个人长得一模一样，我想这多半是指容貌。其实除了容貌，人身体的其他部位也会有区别。譬如脚，与他人相比，也会有长短的不同，厚薄、宽窄、脚形的差异。因而，穿什么样子的鞋子舒服，光说尺码不行，你得亲自去试，穿上后再溜达一圈才能感受到。同样道理，由于个人条件的差异，世上也找不出适合每一个人的“标准”发展模式。如何发展，走哪条道，书本上没有答案，我们只能在借鉴前人经验的基础上，自己去探索，通过流汗流泪甚至流血来确定。在多年会计实践中，我也曾尝试过，希望通过自己努力，能找到职业发展要求与个人知识、能力和兴趣相匹配的契合点。 

守得住清贫 

　　如果一个人选择从事会计职业，那么他首先需要修炼的就是“守得住清贫，耐得住寂寞”。这一点如果做不到，以后很可能会出问题。在组织上的教育和帮助下，在老一辈会计专家的言传和身教下，几十年来，我把培养良好的职业道德，作为职业发展第一要务。   

　　记得刚进财政部大门时，会计司几位领导不止一次以原国务委员兼财政部部长王丙乾同志的一句话激励我们：“会计司是出专家的地方”。的确，会计司人才济济，集聚着一批国内顶尖的会计专家。但会计司的工作特点，是专业技术含量高、劳动强度大而没有资金分配、财务事项审批等“含金量”高的行政权力。会计司很重要、很传统的一部分工作，是成天和会计法规、规章、制度打交道。一个准则，一项制度，一弄就是几个月，甚至几年。天天和这些枯涩乏味的专业术语打交道，反反复复进行文字修改，耐不住寂寞可不行。不仅会计司，财政部其他会计口单位大体也差不多，都是成天与会计专业技术打交道，同时还必须不断补充新知识。如果你热衷行政权力，天天离不开酒桌，一到下班钟点屁股就坐不住了，那么，奉劝你还是趁早离开这个行业，你吃不了这个苦。如果你坚持选择会计行业，你就别指望干这一行能升官发财，你还得培养自己的工作兴趣，习惯加班加点，适应粗茶淡饭，乐于清贫恬淡。最近这些年有好几次在外地出差，同行的人指着路旁的高尔夫球场，问我打得怎么样，我说我不知高尔夫有几个洞，因为我一次也没有打过，自己舍不得掏钱，别人也不会请你，因为你是一个搞会计的。   

　　在会计司工作初期，我的一项重要工作，是审查分管行业部委送来的企业会计制度（会计科目和会计报表）和成本核算办法等文件。当时企业会计制度首先要按所有制划分，国营的、集体的、三资的，等等；其次按行业划分，工业、交通、商业、外贸、金融、建筑、文教，等等。每个行业的成本核算办法，还要按核算对象细分，比如轻工业部就有数十个成本核算办法。 

　　审查这些制度的特点，是时间紧，责任重，压力大，十分枯燥，格外单调。每天十来个小时坐在板凳上，眼睛紧紧盯着专业性十足但缺乏文艺色彩的文字，除了上厕所或中午吃饭，很少起来活动。一天看下来，腰酸背痛，两眼模糊，满脑子都是“财务”、“会计”这些字眼在晃来晃去；一个星期看下来，好不容易将几十万字的一本制度看完，马上又得联系送审单位，提出修改意见，改后送来再看；一个月看下来，至少要看100万~200万字，人都变得有点麻木了；1~2年看下来，就得赶紧去眼镜店换镜片了，度数又浅了。 

　　日复一日，成年累月和会计专业词汇打交道，不知不觉中我练起了“坐功”。那时虽然年轻，但我还是坐得住，不仅没有感到烦燥，相反还从中寻找到一种乐趣，因为审查各个部委制度，可以拓宽视野，增长知识。要想把这么多制度搞明白，发现问题，除了要具备比较扎实的专业功底，你还得了解这些行业的特点，包括生产过程和管理要求；你得熟练掌握国家相关法规和政策规定；你得具备敏锐的分析、判断、发现问题的能力。那些年，成天和法规、制度打交道，虽然有点乏味，但心里充实。那段时间的磨练，为我以后工作打下了比较扎实的基础。 

　　离开会计司后，我先后到部内其他几个会计口单位，仍然从事会计专业技术工作，仍然是长时间坐板凳，经常加班加点，鲜有应酬。会计工作的这种平淡、单纯，我从开始的被动习惯，逐渐演变为发自内心的喜欢。我有时甚至认为自己天生就是干会计的料。特别是会计工作应酬少这一点，十分适合我，因为我天生缺乏应酬的基础。 

　　从小到大，我不会也不愿学抽烟；天生酒量很小，很想学，也请教过高手，但尝试以后效果都不理想。按照“师傅”要求，晚上下班回家，我就自己练，放开肚量喝，争取把酒量撑大。但三钱左右的一杯白酒下肚，或一两红酒，或一杯啤酒下肚，我就浑身通红，头晕脑胀，瘫倒在床上不省人事，一觉睡到大天亮。经过多次实战演练，我发觉自己实在没有喝酒的福气。工作了几十年，在别人面前抬不起头的，就是酒量不能与时俱进。 

　　我经常提醒自己，你永远都是一个打工仔，替领导打工，替1000多万会计人员打工，一辈子都要夹紧尾巴，淡泊名利，安于清贫，工作上高标准，生活上低要求，做一个吃嘛嘛香，睡觉踏实的普通会计人。 

抓住眼前机遇 

　　人生来是懒惰的，没有压力不想干事，也干不成大事。但凡成功人士，究其原因，共同的一点是他们克服惰性，抓住了机遇。机遇不是少数人的专利，它只眷顾有准备的人。机遇来了，你得有眼力价，毫不犹豫把它抓住。只有牢牢抓住每一次稍纵即逝的机遇，你成功的可能性才会高于别人。在多年会计工作中，我曾有幸遇到过一些可遇不可求的锻炼机会，幸运的是，我没有放弃它们。 

　　1983年秋，到会计司工作仅1年多时间，司里就派我参加第二次全国工业普查。这次普查是一次重大的国情国力调查，在国务院领导下，由相关部委负责人组成“国务院第二次全国工业普查领导小组”；在领导小组之下，由国家统计局牵头，从国务院相关部门抽调工作人员，成立办事机构“国务院第二次全国工业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整个工作需要3年左右时间完成。虽然我到财政部时间很短，资历很浅，业务也没有完全熟悉，但我感到这是一个难得的学习和锻炼机会，反正背后有组织做后盾。我爽快答应下来，去“办公室”报了到。 

　　“办公室”分配给我的任务，是设计普查方案中的甲、乙、丙三种类型财务普查表格并编写填表说明，提供给不同所有制工业企业填报，担子很重，压力也很大。这一方面是因为会计司工作我还没有完全熟悉，另一方面这次普查内容又超出了会计司职责范围，有一些财务普查指标内容由其他部委负责管理，还有一些指标处于“三不管”地带，不知找谁商量。更麻烦的是，那时还没有会计准则，财务指标口径由各个部门根据行业特点和管理要求决定，有一些普查需要掌握的损益指标，同一年度各个部门规定的口径不一致，或同一部门不同年度规定的口径不一致，而这些指标在统计上又十分强调“报告期”与“基期”要可比，不同年度、不同口径的指标普查时只能用一种名称体现，这大大增加了指标设计的难度，填报说明也比较难写。 

　　任务交给我，没有捷径可走，我只能从最基本的东西入手，根据普查指导思想，开展调查研究，摸清历史情况；多方征求意见，  寻找各方面可承受的填报口径；与国家统计局工交司同志商量，协调会计方法与统计方法的差异；与普查方案其他价值量指标、相关实物量指标进行衔接，等等。那段时间，我与国家统计局、许多省市统计局、国务院一些部委同志进行了很好沟通，从他们那里了解了许多情况，学到很多东西，也深深体会到统计工作相比会计工作更难做。虽然工作中困难比较多，但因为有“靠山”，遇到棘手的问题，我实在解决不了，就骑车回部里找“师傅”求教。在众多领导、专家的帮助下，经过多方征求意见，反复修改完善，报经会计司领导和“办公室”领导审查同意，三套财务普查表格最终确定。 

　　正当我以为普查表格已经敲定，后期工作会比较轻松时，一天上午，“办公室”赵华荃主任把我找去交代一项任务：过几天将在北京举办一个培训班，对各省市统计局分管局长和相关处长进行培训，财务部分由你来讲，你先去准备一下。我听后急忙表示，自己参加工作时间不长，以前也从未讲过课，这副重担恐难胜任，还是请国家统计局长期负责财务统计的同志来讲效果比较好。赵主任严肃地说，这是组织上慎重研究决定的，不是我个人意见。你只管大胆去讲，专业上我们了解你，没问题，唯一注意的是，你平时说话比较快，讲课时要尽量慢一点。这一下可点了我的“死穴”。 

　　我是南方人，除了说话快，普通话水平也不敢恭维，到北京快两年了，外出买东西还经常闹误会。每次我到西城三里河有名的“京沪食品店”买东西，明明我用普通话说得很清楚：我买4个点心，可柜台里那些大嫂、大妈偏偏没反应，总是瞪着眼晴看着我。我再重复一遍，这次有反应了，可惜是反问句：您到底是买4个点心还是10个点心？真拿她们没办法。几次以后，我再去买点心，不敢再买4个或10个了，要么3个，要么5个，如果需要10个我就说来一斤，这下她们全都听懂了。 

　　这次讲课可不比买点心，让我这个连普通话都说不好的大头兵去给厅局级领导讲课，他们听不懂可就耽误大事了。可我又一想，给这么多高层次领导讲课，这可是一次十分难得的“上台”机会，不仅考验我的普通话水平，更能综合检验我的专业素质，“办公室”领导这样相信我，坚持让我讲课，我不能让他们失望。我点头答应了赵主任的讲课要求，走出他的办公室。以后好多天，我集中精力备课，反复琢磨怎样才能达到比较理想的讲课效果。 

　　培训那天，我一到会场坐下，首先拿出一张纸放在桌子左上角，上面只有一个字，一个用钢笔描得很浓、很大的“慢”字，因为当时还没有电脑、打字机这些洋玩艺。我先看一下讲稿内容，再扫一眼在一旁值班的“慢”字，有条不紊地讲起来，重要的地方我还重复一遍。培训班结束后，赵主任告诉我，听地方同志反映，你讲课效果还不错。 

　　这次培训班后，“办公室”领导将我们几位讲课人员集中到外地，请专业公司进行录音、录像，并将录音带、录像带免费发给国务院相关部委和各省市组织培训。 

　　普查工作结束后，我被“国务院第二次全国工业普查领导小组”评为“全国先进工作者”，“办公室”还奖励我一次出国考察机会，那是我第一次走出国门，也是我第一次尝试坐飞机的滋味。 

理顺“合法”与“合理”的关系 

　　这里所指“法”，泛指我们日常工作和生活中的一些管理制度。 

　　参加工作之初，有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究竟如何处理“合法”与“合理”的关系。虽然从理论上讲，“合法”为大，应该遵守制度规定，但在一些情况下，有些制度规定明显脱离实际，合法不合理，老百姓意见比较大，实际工作中比较难执行。 

　　那时年轻，血气方刚，想问题比较简单。每当遇到“合法不合理”之事，开始时虽有些想法但还能坚持按制度办事，后来脸上挂不住了，坚持不下去，也有搞变通的时候，我还以为这是“以人为本”，实事求是。这样做的结果，多半要挨领导批评，心里感到憋屈，也无处诉说，我不知道以后再遇到类似情况该如何处理。 

　　随着时间流逝，撞“南墙”次数增多，这种疑虑越来越深，我开始尝试从不同角度，理性地、辩证地思考这个问题，不仅是为了调整自己心态，更希望能找到一个解决问题的办法。 

　　我主要思考了以下几点： 

　　制度的合法性认定相对比较容易，可以从制定程序、制度执行等环节来把握，而制度的合理性，即合理与不合理的“度”不好把握。在很多情况下，制度本身就是平衡各方利益后妥协的产物，没有一项制度能够满足利益各方的各种不同诉求。制度规定的所谓合理或不合理，都是相对的，没有绝对的合理。如果要求所有制度须经所有人同意，那么没有一项制度能够建立。 

　　相对而言，在颁发执行这个时点上，制度显得比较严谨，较好兼顾了合法与合理的关系。但执行一段时间后，随着客观情况的变化，不可避免某些条款规定就显得与实际情况有出入，但还到不了修改制度的程度，有时即便想修改也因条件不具备而暂时搁置。这时所谓“合法不合理”的矛盾便显得比较突出。 

　　当今社会是法治社会，做任何事都不能感情用事。特别是会计行业，其生存和发展建立在“依法办事”基础上，有一整套执业规则(准则)约束我们的行为。我们处理各种会计事项，是否“合法”，有条款可供检查对照，有客观评价标准；是否“合理”，属于主观判断，建立在个人理解之上，不同利益群体有不同标准。我认为合理的东西，你也许认为不合理。制度就是规则，大家都按规则办事，显得公平，可带来安全感。如果我们1000多万会计人员都凭着自己的好恶各行其是，其结果难以想象。 

　　我们对“合法不合理”现象，不能无动于衷。制度从开始执行时的“合法又合理”，逐渐演变为“合法不合理”，有个量变到质变的过程。我们要发挥主观能动性，及时判断其偏离度，适时向有关部门反映，促使制度修订完善。同时，在不违背“立法”精神基础上，还可采取一些预防和对冲措施，既坚持原则，也化解矛盾。 

　　经过多年思考，我以为找到了适合自己的解决问题的办法，即当“合法”与“合理”兄弟俩闹矛盾时，先将它们排个队，然后进行处理：首先，多做“合法又合理”之事，这是大多数情况下的处理方法；其次，少做“合法不合理”之事，即除非是在“非白即黑”，没有其他选择，又不得不做选择情况下的无奈之举；最后，不做“合理不合法”之事，即从依法治国，有利于国家有利于事业发展的大局出发，即便面临压力，面临诱惑，也要坚守职业道德底线。 

不要放过一个疑问

　　上中学时，有个老师告诉我们：“满桶水不荡，半桶水荡”，我记住了这句话。的确，学无止境，在学习上不能满足于一知半解，而应溯本求源，“打破沙锅问到底”。也许从那时起，我萌发了“不要放过一个疑问”的嫩芽。 

　　参加高考时，各科考试，我都是在考试结束最后一刻才走出考场，因为有一些题不会做，我坐在那里冥思苦想，撑到最后才交卷；上大学期间，每次考试，虽然大多数情况下我已经提前答完，但还是习惯利用剩下不多时间进行一次检查，一分钟也不愿意浪费。 

　　参加工作几十年，不知经手了多少文件、材料的起草、会签、审核、上报，无论是以我为主起草，还是别人征求我意见，我不分亲疏，一律当成自己的“孩子”，全力以赴，绝不敷衍了事。有时为了一个小问题，要格外付出很多时间和精力，有的同志认为这不值，但我乐此不疲。我以为，对待工作，应该树立“我就是最后一道关口”意识，不能心存侥幸，依靠别人来把关。你不放心的东西，绝不能移交给下一道工序。对于非文字工作，我同样认真对待，不留缺憾。 

　　我笃信“书到用时方恨少，事非经过不知难”，智慧有限，知识无涯，能学习时不学习，能多学一点时偷懒少学，日后必定后悔，但凡有不明白的东西，我一定要想法弄清楚。现在我的办公桌上，经常可以看到一些形状各异的纸片，上面可能是一行汉字，一个公式，几个单词，或是一些数据，等等。这些都是我匆忙随手记下，待查待办的事项，大致可分为三类：其一是工作中遇到的问题，需要闲暇时思考，或通过上网、查字典、核对资料、找人请教等方式来解决；其二是与工作相关，需要掌握记忆的新知识，包括一些重要概念、指标口径、统计数据，等等，一有空我就细细揣摩，反复记忆；其三纯粹是业余消遣，因为怕自己“OUT”了，所以对日常生活中看到或听到的一些近乎莫名其妙的词汇，赶紧记下来，抽时间上网去查，或找年轻人请教，比如“屌丝”、“达人”、“悲催”，等等。现在人们造词的想象力越来越丰富，如果我熟视无睹，早晚会被人踢出地球。每当解决了纸片上一个问题，我就有一种在郊外小溪边久坐未动的垂钓人手中鱼钩突然往下一沉的感觉。 

　　其实，最值得我们琢磨的东西，不是物，而是人。有句俗话叫“人比人，气死人”，这是思考问题方法不对产生的后果。如果倒过来想，你将会获益匪浅。我很小就知道了“不耻下问”这个成语，以后又理解了孔夫子“三人行必有我师”的含义。经过多年摔打，我真切感受到，人和人比，各有千秋。生活在这个机会与挑战并存，利益与冲突交织的社会里，总有些事情让你不能每时每刻都保持心平气和，特别是面对一些复杂的人际关系时，更容易手足无措。每当遇到这种情况，我给自己开的偏方是：端起放大镜去发现别人的优点，透过显微镜去观察自己的缺点，以此调整自己的心态，激发自己的斗志。这不是在说套话，打官腔，而是真心流露，因为这话我说了几十年，直到今天仍然在说。1985年财政部开展党员教育活动，我在发言时说：我觉得我们处里十几个人，每个人身上都有闪光的东西，值得我虚心学习。我先后在部内几个单位工作过，每到一个新单位，时间不长，我就发现周围同事中，不管是领导，还是普通干部，不管是年长者，还是年轻人，他们身上都有一些虽各不相同，但均属我欠缺的东西，需要我用心去揣摩，用行动去效仿。我一直以为向别人学习是一件快乐的事情，只要你尽力了，不管收获多少，都值得肯定。人，只有坚持学习，不断攀登，适时总结，才能站得更高，看得更远，走得更稳。 

吃亏是福 

　　我爱人经常说我有毛病，或许这是她当大夫的职业习惯。但反思自己，我觉得她说得也有一定道理，因为我在生活上过于简单随意，没有什么追求；而工作上又太死板，年龄越大把工作看得越重。 

　　在生活上，我很“土”，几乎没有业余爱好，不懂得享受。比如在饮食上，我从不挑剔，下班回家，不管爱人做什么饭菜，哪怕把冰箱里剩饭剩菜热一下，我都说好吃；在衣着上，我不知啥叫寒碜，十几年前甚至20多年前的旧衣服，我穿上仍觉得很舒服，每当爱人拽着我去商场给我添置衣物时，我总想办法逃避；外出办事，我喜欢走路锻炼身体，如果路远就乘公交，既环保又经济；平时不喜欢应酬，如遇上了能不去时尽量不去；节假日总是待在家里，拿上公园年票到玉渊潭走上一圈，就觉得很幸福了。 

　　但在工作上，我很较真，总想把事情做得挑不出一点儿毛病，有时还自讨苦吃。 

　　20世纪80年代在会计司工作时，发生了这样一件事。一天下午下班前，处长将出版社刚送来的几十万字的新修订《国营工业企业会计制度——会计科目和会计报表》校样交给我说，出版社已经多次校对完毕即将印刷，你晚上回家再把“修订部分”大体上看一下，明天上班带来，交给他们马上回去印刷，他们已买好明天上午的火车票。当时我分管的这个制度，在社会上影响很大，每隔几年都要修订一次，每次印刷100多万册，其他一些行业、大专(中专)院校都拿去参考。 

　　回到家，匆匆塞了几口饭，我立即投入工作，花了两个多小时，按处长要求核对完“修订部分”。干完之后意犹未尽。我想，这么重要的制度，几年才修订一次，其他内容也不能马虎，我也得看一看。于是我先从排版格式开始看起，会计上的一些特殊规矩，出版社同志可能没有我们清楚；再瞧瞧会计报表项目，这是会计核算结果的集中反映，不能出一点儿问题；还要核对一下勾稽关系，修订时调整一个项目整个关系都变了，出问题可能性很大；还有重点会计科目内容，必须读一遍；还有一些内容也比较重要，我也得看一下……就这样，我自作主张，不断扩大核对范围，越看越细，越看内容越多。 

　　已经夜里12点多了，窗外漆黑一片，可我才看了计划中的一小部分，心里有点着急；半夜两三点了，任务还远没有完成，眼睛已经开始上下打架了，赶紧想办法清醒一下。那时经济拮据，家中没有咖啡，也没有茶，更没有预备点心。我摸着墙走进厨房，拧开水龙头冲冲脸，又回到灯前；天快要亮了，还有一部分内容，困劲儿又上来啦，我在抽屉里找到一盒万金油，往太阳穴上抹了点，继续干；早上7点多钟，终于按自己计划将活全部干完。10多个小时的紧张工作，我没有感到烦、感到累，只觉得这是分内的事。当我骑车来到办公室，将稿子交给处长时，心里一阵说不出的轻松。 

　　20世纪90年代后期，还发生一件很重要的事。那时我担任中注协副秘书长，分管专业标准部、业务监管部。一天，协会收到财政部领导批转的国务院领导朱镕基同志指示：“清理整顿注册会计师行业”。其诱因是上市公司财务报表舞弊损害了社会公众利益，涉及会计师事务所。丁秘书长将此重任交给我具体负责。 

　　拿着这份沉甸甸的批示，我心情十分沉重，中国注册会计师行业发展道路实在是太艰难了。怎样做才能既让领导满意，又能取得实实在在的效果呢？好多天我冥思苦想，茶饭无心。由于没有先例，我只能进行探索，从调查研究入手，从实际需求中寻找工作方案。 

　　我组织召开座谈会，实地走访事务所，听取相关部门意见，四处查找资料，请教法律专家和相关学者，掌握了与行业发展相关的大量第一手资料。我还从几个监管工作出色的省级注协，物色了几个年轻有为的副秘书长，协助我工作。经过一段时间努力，在广泛听取意见的基础上，形成了“自查检查抽查相结合、清师清所清业务”的工作思路，并划分为四个阶段。总体工作思路报给部领导审查，很快批示同意，一场“史无前例”的行业清理整顿开始了。 

　　作为这项工作的第一责任人，我顶着很大压力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不仅是要给国务院领导一个交代，更重要的是要重塑注册会计师行业社会形象，恢复社会公众信心。在那一段时间高强度超负荷连续工作中，由于休息较少，透支较多，一天清晨，我刚想起床，略一抬头，立刻感到天旋地转，眼睛也不敢睁开，挣扎了几次就是坐不起来。我怀疑是食物中毒。后来经同事搀扶，到人民医院多个科室检查，能想到的科室都去了，就是查不出原因。有个资深专家告诉我，综合各科室检查结果分析，你这种情况极有可能是“劳累过度引起的颈椎供血不足”，开了一大堆药，再三嘱咐一定要卧床休息，不能上班，以后也不能再骑自行车。可当时正在清理整顿工作的节骨眼上，我怎能躺在家里？我坚持要去上班!丁秘书长很关心我，每天派车接送我上下班，我每天都得咬着牙提前折腾一番才能起床。几个星期后，病情稍稳定了一点，我可以正常起床了。于是几天后，我按计划在天津塘沽组织召开了一个小型座谈会，研究确定清理整顿工作第二阶段工作方案。 

　　哪知到天津第二天早上，病又犯了，依旧是躺在床上头脑十分清醒，但天旋地转就是起不了床，也坐不起来，而且好像比以前更厉害一些，吃药一点儿也不管用。但会议邀请的代表都来了，怎么办？我想到一个好办法，会议就在我房间开，这样还能省一点儿会议室租金。我躺在床上主持，听大家意见，商量工作重点，确定工作内容。最后，我口述会议共识，敲定了第二阶段工作方案，几个助手坐在四周分别进行整理。在大家帮助下，这次会议圆满完成了预定任务。 

　　在历时两年的清理整顿工作中，虽然我身体不大好，各方面压力也比较大，但我深知做好这项工作，对我国注册会计师行业健康发展，进而为我国经济建设保驾护航，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我克服困难，努力工作，虽然吃了一些苦，身体也受到一些影响，也许还得罪了一些人，但我无怨无悔。清理整顿工作完成后，得到部领导充分肯定，注册会计师行业和社会的反响也比较好。 

　　在我多年会计工作中，类似的事情还碰到过一些，只不过绝大多数都是一些加加班、吃点苦、受点累的小事，缺乏故事情节，不值得一提。 

　　随着头发越来越白，我把上班看得越来越重，总想把手头每件事都干到极致。偶尔静下心来想想，我觉得有点儿对不住家人，上班时生龙活虎，浑身有使不完的劲，下班后无精打采，家务事基本不管。 

　　不知有多少朋友劝过我，做事何必这样认真，自讨苦吃？也有朋友不理解地对我说，偶尔吃点儿亏可以，但老是这样，你图个啥？我爱人有时也说我有点“傻”，不懂得爱惜自己，不考虑家里人感受。我理解他们的好心，感谢他们的关爱，但我早已形成一种惯性思维：一个人的生活质量只涉及他本人，马虎一点儿没啥；而一个人的工作质量会影响到很多人，千万马虎不得。或许我真的有点“傻”，但这辈子恐怕改变不了。因为我觉得，我们从社会索取和回报社会，不是等价交换关系。在我们有生之年，能有机会多为社会做一点事情，这是老天爷的恩赐，我们应该珍惜；如果硬要称其为吃亏，那么，吃亏是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