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丁向阳 

    丁向阳，1947年出生于上海，1970年北京大学毕业分配至云南省国防工办，1983年复旦大学研究生毕业，获硕士学位，分配到云南省计委，1988年任云南省经济信息中心副主任。1993年调北京，任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信息中心副主任，1997年去云南省保山地区挂职扶贫，任行署副专员。1999年任财政部信息网络中心总工程师。2007年退休。 

　　我是上海人，在上海读的小学、中学。上海离云南有3000多公里的路程。对我来说云南是一个遥远而神秘的地方，小时候只是从电影里知道了云南大理白族的“三月街”和“五朵金花”、彝族的“火把节”和“阿诗玛”、西双版纳傣族的“泼水节”。但几十年来我却与云南边陲结下了不解之缘。 

　　1964年中学毕业，考入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力学专业。1969年10月，根据当时的国际形势，中央发布“一号命令”要求战备疏散，学校决定把我们系力学专业和无线电系、技术物理系从北京疏散到陕西汉中的北大分校。1970年3月毕业分配。按照当时“四个面向”和“大城市的去贫困地区”的原则，我和我技术物理系北京籍的女朋友一起被分配到了最边远的云南省国防工办。和我们一起分到云南的还有一位无线电系上海籍的同学。学校的“工宣队”给每人发了一张派遣证就把这帮学生打发走了。 

　　我们乘坐大卡车去陕西略阳火车站，天刚蒙蒙亮就出发了。早春的天气特别冷，风吹得我们够呛，车沿着盘山公路开了三个多小时才到火车站，人都快晕了。略阳只是一个三等小站，那天突然来了几百个北大学生，把火车站前的一条小街挤得水泄不通，大家排着长队买火车票、托运行李，挤在小饭馆吃饭。只要来一趟列车就涌上去一批学生，就和“文革”中大串联的情景一样，我们直到晚上才好不容易挤上一列南下成都的列车。车上十分拥挤，根本没有坐位，在车厢过道上站了一夜，看着车顶昏暗的灯光，想着前途茫茫，在中国的最高学府呆了6年，最后却落得个深夜站着乘火车去云南的下场，不禁悲从中来。到成都后又转了趟火车一天一夜后才到昆明。 

　　匆匆忙忙赶到昆明，东问西问，好不容易找到“国防工办”，他们居然还没有收到关于我们的分配文件和档案材料，在昆明等候了一个多星期。我们并不是分在“国防工办”机关工作，而是其下属的军工厂。我和我女朋友被分到了陆良的“云南燃料一厂”。“燃料一厂”一辆到昆明拉货的解放牌卡车顺便来接我们，卡车上装满了劳保用品，我们就坐在大包的劳保用品上出发了。昆明到陆良160多公里，全是沙石土路，车跑不快，开了六个多小时才到厂，一路上尘土飞扬，下车时混身上下都是灰尘像一个土人。 

　　到厂部，拿出省国防工办的介绍信等待分配工作。接待我们的是驻厂军代表，姓刘。他问我们学什么专业，我说：“力学”，他说：“407车间（检验科）的试验站有拉力机做拉力试验。”于是我就被分配到了试验站，她学化学，被分配到了402车间（制药车间）。当时我们对工厂一无所知，也不知道干什么好，分到哪里就去哪里，后来才知道，402车间是厂里有毒、最苦、最危险的车间。  

　　燃料一厂是一个生产“火工品”的军工厂，所谓“火工品”就是炸药雷管、枪弹底火、炮弹引信、手榴弹拉火等十分敏感的起爆品，它们的触发爆炸引起炸药的爆炸。这样一个火工厂建在山沟里，厂周围的景色还是挺好的，生活区分布在几个小山丘上，中间有一个湖，他们把这个湖叫“大马塘”。湖的东面顺着小山坡是一排排的平房，房子是土坯房，泥地，房顶是筒板瓦，一排八间，大约有十几排，这是单身宿舍，每间房间大约15平方米，放4张双层床，住4~5个单身职工。单身宿舍的北面就是食堂，湖的西面和食堂的北面还有两大片家属宿舍，也是平房。云南气候好，雨水也多，山坡上长着高高的云南松（马尾松）、宿舍之间的草地上开满了各色鲜艳的野花。 

　　我们搬进了单身宿舍，我就睡在靠门口的下铺。好在我们是从汉中分校来，经过了“文化大革命”的洗礼，又多次下乡劳动锻炼，对于生活条件没有太高的要求，什么苦都能吃，什么情况都能适应。第二天发了一套劳动布的工作服和两双白线手套，穿上劳动布的工作服就像一个工人了。 

　　试验站在全厂的最高点，是一排平房，有各种试验室：潮湿试验室、落针试验室、拉力试验室、击打试验室、雷管准备间等。平房几十米外有单独的震动试验室和起爆间，因为这两个试验室比较危险。试验站的工作是对火工产品做例行试验，如雷管要做震动和起爆试验，枪弹底火要做震动和击打试验，以保证产品的运输安全和性能达标。每天早晨上班的第一件事是“天天读”，把《云南日报》的大标题和社论读一遍，然后去成品车间抽取样品，拿回来后先做外观检验，再取一部份产品做震动试验、击打试验和起爆试验。所谓起爆试验和放爆竹差不多，只是雷管比爆竹威力大多了，也危险多了。把装上导火索的雷管放在钢制的起爆器里，下面垫上5毫米厚的铅板，人站在起爆器后用燃香把导火索点燃，看雷管能不能起爆，爆炸后能不能把5毫米厚的铅板炸穿。如果有一发雷管哑炮或不能炸穿铅板，就要加倍重试，再有问题，该批雷管就定为不合格要报废。 

　　几个月前厂里刚发生过一起严重的安全事故，一位刚分配来不久的大学生上山处理雷管废品，他在山坡上挖了个坑，把废雷管埋好，插上了一根导火索，点燃后走开，由于他在点燃导火索前没有用石头把导火索压住，导火索迅速回弹直接点燃了废雷管引起爆炸，他还没走远，就被炸得血肉模糊，送到医院后当天晚上不治身亡。我们到厂时，老同志谈起这件事时还心有余悸，要我们一定要注意安全。 

　　我的工作是做雷管起爆试验，整天乒乒乓乓地点雷管放炮。几个月后，他们把去外厂做枪弹底火实弹试验的工作也交给了我。我带上枪弹底火的样品到几十公里外的云南模具二厂（子弹厂）去做实弹试验，先到技术科办手续，再到子弹车间用我们厂生产的枪弹底火装配1070发步枪子弹。然后拿着子弹到他们的靶场用半自动步枪、自动步枪、轻机枪把子弹打完，打完后检查底火是否合格，如果没有问题，填好合格证就完成任务了。有时候还要到更远的云南铸造二厂（手榴弹厂）去试验手榴弹雷管和拉火。那就更辛苦了，要带上产品坐汽车到曲靖然后坐火车到宣威，再换汽车到铸造二厂。公路上班车很少，有时要自己在路边招手搭顺风车。出差虽然辛苦，而且随身携带着危险的火工品有很大的风险（按现在的规则是绝对不允许旅客携带危险物品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的，但在那个年代没人管），但毕竟可以出去看看外面的风景，长时间在山沟里的工厂呆着实在太闷了。 

　　火雷管的起爆试验是比较危险的。一个人要在五个起爆器里装上雷管，放好铅板，然后用燃香把五个雷管依次点着、在它们爆炸前跑出起爆室。导火索要装的比较长一点，否则还没等人离开起爆室，雷管就爆炸了。这样轻则会把耳朵震得很难受，重则可能炸伤人。怎样才能减少危险提高工作效率呢？我想搞一套电点火雷管起爆器。人在起爆室外，用电点火，电闸一合，雷管就起爆了。这样既安全，又能节省导火索。做这种起爆器，要加工一批金属零部件。这就需要机械制图，先画出图纸，然后送金属加工车间去加工。原来在大学里没有学过机械制图，现在只能现学现用，借了本书看看，按规矩画出机械加工图纸。车间按我设计的图纸做出零部件，自己安装调试了一下，成功了。这个小发明项目，为工厂节约了导火索等试验材料，缩短了试验时间，减少了危险，得到了大家的好评。因为这个项目，我当年被评为厂里的先进工作者。 

　　2001年我到昆明参加一个会议，会议结束后，东道主云南省财政厅的同志问我，想去哪里看看。我说，如果方便，就去我当年工作的“燃料一厂”。他们说现在高速公路修通了，去那里很方便，两个小时就到了。进了“燃料一厂”，见到原来的老同志，他们提起我当年设计的电点火雷管起爆器现在还在用。其他省兄弟厂还曾来学习仿造。我再一次登上试验站山头上的起爆间，果然看到两排当年我设计的电点火雷管起爆器，听工人说还很好用。看到30年前我发明的装置还在使用，感觉很有成就感。 

　　大马塘的生活是平淡、单调的，她在制药车间的工作是起爆药的干躁，整天在高温、高湿、有毒的环境中工作。我在试验站虽然受到“重用”，但试验站的工作本身没有什么技术含量。我们在燃料一厂干了一年，就想调动工作，但我们在云南无亲无故，在山沟里信息不灵，调动工作谈何容易。想折腾总会有机会的，机会终于来了。我们在工作时认识一位老干部，他是“文革”前云南燃料一厂的辛书记，山东人，1942年参加革命，“文革”中被打倒，现在落实政策解放了。原来工厂有两派，一派打倒他、一派支持他，所以不适合在燃料一厂继续工作。1971年国防工办要在寻甸县新建一个电子厂，生产通信电台，让辛书记带人去筹建新厂。我们得到这个消息如获至宝，当天晚上就去辛书记家“毛遂自荐”。辛书记家门庭若市，原来厂里“保辛”的一派纷纷上门表示要跟着辛书记去新的地方“打天下”。辛书记是个老好人，笑眯眯地应着，不置可否。我们简直插不上嘴，他们都是当年和老辛有“革命友谊”的，我们能说些什么呢，只能耐着性子听他们聊。他们一根接着一根的抽烟、一杯接着一杯的喝茶，终于都走了。老辛很和蔼地听完了我们愿意跟他去新厂创业的想法，同样不置可否。经过几次登门拜访，不知是我们的真诚打动了老辛，还是我会修晶体管收音机的技术吸引了老辛。总之老辛答应要我们了。1971年春节刚过，国防工办的正式调令下来了，辛书记带着组织科长、基建科长、会计、出纳和我们两个大学生一起去筹建新厂。 

　　新厂叫云南旭东机械厂，位于离昆明100公里的寻甸县（当时寻甸县归曲靖地区管辖，现在已属于昆明市）。新厂三面环山，中间有一大块平地，1958年这里曾经办过一个农校，后来关闭了。只留下几间破旧的牛棚。我们把牛棚打扫一下，用石灰水刷了墙，用草席把牛棚分隔成几间，在房顶的瓦片上加了几片亮瓦（玻璃瓦），就当临时宿舍了。厂区东面的山比较高，山脚下有一汪清澈的泉水，当地人把它称作“白龙潭”。我们都去“白龙潭”挑水洗衣、做饭。东面隔着一座山，是云南跃进机械厂，这是一个电子元件厂，主要生产电阻、电容器。西面隔着一座山，是云南红星机械厂，这是一个机械设备厂，主要加工机械部件和设备。再向西面远一点是云南金星机械厂，这是一个比我们早半年筹建的新厂，一年后并入了我们厂。东北方向和我们厂隔着一条公路的是一个与我们同时筹建的云南东山机械厂，这个厂寿命也不长，两年后并入我们厂。总之我们厂位于这一片新建电子厂的中心，地理位置很好，离公路比较近，又是电子设备的总装厂，大家都很看好。 

　　我们到这里是白手起家，从“三通一平”即通路、通水、通电、平整地基干起。在旭东机械厂建厂过程中，我们修过道路、盖过房子、编过计划、当过采购。几年后厂房和生活区都建好了，厂里“军转民”开始试制晶体管电视机。我作为技术骨干去上海参加过晶体管电视机全国联合设计。 

　　这里离最近的集市“寻甸羊街”有10公里远，星期天才能坐着卡车去买一次粮食和蔬菜，生活很不方便。我们在住房前面开了一小块荒地，种上了黄瓜、扁豆、西红柿、小白菜、胡萝卜、土豆等蔬菜。自己动手在厨房里砌了个灶，可以烧饭、烧水、炒菜。即使在艰苦的物质生活条件下，我们始终相信知识总有一天会有用。1977年，我在北京花了当时一个多月的工资，买了一台电唱机和一套内部发行的“灵格风”英语教学唱片，回厂后自己动手装了一台晶体管音响，开始在业余时间复习英语。  

　　20世纪70年代末，根据国家的政策，云南省国防工办所属的“小三线”军工厂纷纷下马，寻甸县的几家电子厂先后全部关、停、并、转。1978年年底，我们被安排到位于昆明北郊黑龙潭的云南电子管厂，这个厂之所以要我们，是因为我会英语，当时厂里的其他大学生都是学俄语的。我被分配在厂技术科。厂里生产的6H1型电子管是用于米格21型喷气式战斗机上的军用品，要出口巴基斯坦，但没有英文的说明书。我到技术科的第一件工作就是编写6H1电子管的英文说明书和合格证。厂里只有一台旧的英文打字机。我就用这台打字机打出了6H1电子管的英文说明书和产品合格证。 

　　技术科的工作虽然轻松但很无聊，我对电真空技术没有什么兴趣。一次偶然的机会在昆明遇到了北京大学数力系计算数学专业的一位同学，他在云南电子设备厂搞了多年的数字电路，计算机基础比较好， 1979年考上了南京航空学院计算机系研究生。临走前他送给我一本“AGLOL 60 语言程序设计入门”，留下了一句话“去考嘛！”。凭着他的一本书、一句话，我走上了艰难的考研之路。从床底下翻出大学时的教科书和习题集，一题一题做着数学分析和高等代数习题，自学“程序设计”，没有见过计算机，就在纸上学着写程序。 

　　前两年，电子管厂有不少“文革”中毕业的老大学生和年轻的工农兵学员曾踌躇满志地去考研，但全部铩羽而归，厂里的人对于我没有学过计算机却要考计算机专业的研究生觉得不可思议，但我相信“北大人”的自学能力，希望自己能“知识改变命运”。我爱人全力支持我考研，她不仅包揽了全部家务，照看好两个年幼的孩子不让他们来打扰我，而且在精神上鼓励我：你一定能行的！经过几个月业余时间的复习，1980年5月，我去参加研究生的入学考试。到了考场，我才发现参加考研的有老有少，有的是“文革”前念了四年的老大学生、有的是年轻的工农兵学员、有的本身就是学校的年轻教师想通过考研来改变地位。他们有的是第二次来考，甚至是第三次参加考研，一副胸有成竹、志在必得的样子。像我这样第一次参加考试的人很少。考完试，估摸了一下考试成绩，觉得虽然考得不算很好，但大概都能及格。我精疲力尽地回到家，我爱人已经做好了可口的饭菜，她安慰我：咱们已经尽力了，谋事在人、成事在天！ 

　　两个月后收到了复旦大学的体检通知，又过了二十多天，终于收到复旦大学的正式录取通知。后来才知道，复旦大学计算机系收四名研究生，其他三位研究生同学一位是清华毕业的老大学生，他考研前曾回清华大学计算机系“回炉”进修过一年，另外两位虽然是工农兵学员，但都是计算机专业，毕业后在省计算机研究所或大学计算机系工作过一段时间。他们都学过计算机，用过计算机，只有我是凭着15年前在北大学的数学、英语基础课和自学“程序设计”考上的。离开大学校园十年后，我又回到上海开始了新的学习生活。 

　　1980年我在复旦大学计算机科学系师从施伯乐教授研究数据库和软件工程。1983年我的硕士论文“实时JCY语言的设计与实现”通过答辩获硕士学位。研究生毕业，根据国家关于西部地区考来的研究生“哪里来、回哪里去”的政策，我又被分配回了云南省，被分配在云南省计委电子计算站工作。  

　　1992年10月的一天，我打开每周一期的“计算机世界”报，无意中发现一则“招聘广告”，我给国有资产管理局发了一封求职信，寄去了简历。经过将近一年冗长的审批，我调回北京。两年后任职国资局信息中心副主任，1999年任财政部信息网络中心总工程师。 

　　1997年，国有资产管理局对口扶贫云南省保山地区（现已改保山市），要派干部挂职一年扶贫。当时“全国国有企业清产核资数据处理”已近尾声，我负责的“日元贷款项目”也暂告一段落，我曾在云南工作了20多年，觉得云南人特别淳朴、善良，对云南很有感情。那年我正好五十岁，家里没有负担了，是为云南老百姓做点事情的时候了，于是自告奋勇报了名。  

　　1997年2月底，国资局的扶贫干部一行五人乘飞机到了云南保山。我被云南省人民政府任命为保山地区行署副专员，我还常驻保山地区的昌宁县，被县人大选举为副县长。 

　　昌宁县在保山西面，离保山市大约100多公里，公路路面不好，是沙石路，汽车要开3个小时。在县里，我的工作主要是调查研究、安排扶贫项目，把财政部下发的扶贫资金用好。县里让我挂钩扶贫大田坝乡，大田坝乡位于山区，离县城比较远，乡村公路颠簸不堪，开车要两三个小时。去了那里才知道山区老百姓的生活是多么困难，一些山村没有自来水，要到很远的地方去挑水喝。乡村小学的小学生中午要自己做饭吃。 

　　在保山、昌宁的一年里，我帮助搞了几个扶贫项目，建起了乡镇饮水工程、落实了一所希望小学，为一些山村建起了卫星接收站使当地农民能看上电视，为群众办了几件实事。在扶贫工作中，我特别关注当地的中、小学教育，走访了一些山区中、小学，专门从北京募集了一些资金，“一对一”地帮扶了当地一批贫困小学生，希望他们好好学习，今后能“知识改变命运”，为改变家乡的面貌，为祖国的繁荣昌盛，贡献自己的力量。 

　　在云南工作几十年，经历了许多事、认识了很多人，希望看到这篇文章和我有类似经历的朋友与我联系，共同回忆过去的时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