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赵宇辉 

　　远处偶然响起的零星琐碎的鞭炮声，响亮振拔。在这禁放的时节，它让人些许的恼火，又让人些许的雀跃。窗外，夕阳的最后一抹余辉缓缓退隐到天边。在北方干冷的冬日里，阳光是最美妙的景色，照在身上，照在心里。伴随着厨房里传出的切剁烹炸声，长辈们你一言我一语地热烈讨论着饺子馅儿的荤素比例。凡此种种，共同交织出了这样一个热闹却又温馨的时刻——“年夜”。 

　　除夕，在人们忙碌了一年后如期而至。一天，一年，一个轮回将迎来它的尾声；又一天，又一年，正在踏着轻盈的步履走来。 

　　在我给自己营造的一份朴素的宁静与安逸里，半杯尚有些许热度的红茶默默散发着芬芳，搭配着一支因被“年的声音”覆盖而略显模糊不清的钢琴曲，氤氲弥漫。哦！对了，还有那篇陪伴我多年的史铁生先生的散文《我与地坛》。这篇散文将我带入心灵的后花园。 

　　说起来，关于地坛最初的记忆也是在过年的时候。那年我十岁，由于体质较弱，时不时就闹个肺炎并在那家享誉全国的儿童医院住上个把月。父母着实怕了，他们宁愿放弃与自己父母和兄弟姐妹团聚的机会，也不愿冒险将我带回东北去接受那份凛冽寒风和皑皑白雪的挑战。 

　　于是，我儿时的春节几乎全部都在北京度过。八九十年代北京的春节很少有人不知道“地坛庙会”这个盛大的节庆活动。据说每逢春节，这座公园里都会有许多好吃的、好玩的，十分热闹。因庙会而得知地坛，我觉得真是再恰当不过。那天，父亲说：“我们去看看，这庙会究竟有何特别之处”。 

　　事与愿违，当我们行至这座已然令我无比好奇的公园附近时，发现远处早已黑压压一片，不论路上还是天桥上，都挤满了怀揣朴实的“想逛庙会”这一愿望的人们的身影。但此时此刻，他们每前行一步都变得异常艰难。地坛虽仍旧敞开着大门，迟来的人们却只能焦急地眼望着它，难以近前。 

　　“哎呀，这可不能去了，人太多了。咱来得太晚，要排到什么时候？再说就算是进去了，这么多人还不挤死了？下次我们得起早一点来才行，这次就改去别的地方转转吧，反正去哪都是玩儿。”从来不喜欢扎堆儿，也不喜欢竞争的母亲看到“前路漫漫”，立刻给出了决策性意见。原本就不喜欢逛街的父亲自然满口同意。两票赞成，剩下那一票也就没了意义，地坛就这样和我擦身而过。 

　　我在那一刻仿佛感觉到这座正在忙着接待无数相继涌入的游客的公园看出了自己内心深处的一缕遗憾，并且在和我说着什么，只是自己听不大懂。 

　　多年之后，随着年龄的增长和阅历的丰富，我终于明白地坛当时的确是和我说了话，它是在告诉我，很多时候你的目标近在咫尺，却并不意味着能够轻易抵达。太多的人因愿望非常单纯却最终没能实现而归咎于命运。其实，朴实的愿望每个人都会有，但绝非每个人都能让梦想照进现实。想要达成梦想，就必须像母亲所说，要比别人付出得更多。 

　　我渐渐意识到，年幼时我虽未切切实实地走进它，但这座园林可是早就走近了我——走进了我心里。 

　　时光如白驹过隙般一闪而过，以名噪一时的书市为媒介，我早已多次进入地坛，但地坛庙会我再也没去过。一方面，这座公园每逢过年都会挤满了一波又一波的游客，从早到晚人声鼎沸，这让生性不喜凑热闹且亲眼瞧见过其阵势的我和父母都望而生畏；另一方面，随着体质逐年好转，父母终于可以无所顾虑地拉着我回到爷爷奶奶家过年。不知不觉，这已经是我在东北度过的第十五个除夕。 

　　其实就我个人来说，能在假期的大部分时间里获得一些独自思考的空间，喝上一杯淡茶或是一杯咖啡，看上一篇散文或一部电影，兴之所至写上几句，这似乎更对我的胃口。精神上的休息与放松能够最大限度地缓解平日里持续累积的压力，最起码我是这么认为。相比之下，我并不热衷故乡那种以燃放鞭炮、玩牌搓麻、看电视或唠家常为主线而贯穿始终的过年方式。特别是工作之后，每次长驱数百公里往返东北和北京都会让我感到疲惫不堪；爆竹声、出牌声、电视声、聊天声时而交替往复，时而交织相伴，同样会令我在精神上得不到渴望已久的休息与放松。很多时候，“欢度春节”，对我而言似乎更像是一个经过漫长的施压之后险些让我累倒的最后一击。 

　　最初，我曾经试图向父母建议不要每年都回去，而是改为相隔一年回去一次，但他们都在表示可以考虑之后不予采纳。我也曾努力劝说爷爷奶奶来京城过年，但他们拒绝得更加直接，以至于连一点商量的余地都没给我留。为什么？我一时也弄不清楚缘由——直到那座园林——地坛再一次从我心底里浮现。 

　　第一次读《我与地坛》是在2005年。因为已经去过这座公园，文中关于园内景物的描写并不令我感到陌生。但是，作者对于母亲与生命的感悟无疑达到了我之前，乃至现在都未能企及过的高度。我狭隘地认为，每一位为人子女却尚未为人父母的读者初次读到《我与地坛》，或许都难免会有这种感觉。 

　　特别是作者对于已故母亲的那份深深的悔意，让我猛地明白过来，任何一位父母都愿意为孩子奉献出所有时光，但孩子往往对父母无私的爱领会得异常迟钝。所以，天底下的父母都是无比珍惜同孩子在一起的时间；孩子们则总会埋怨自己领悟得太晚，以致错过了太多应该陪伴父母的光阴。 

　　之后的几年，虽然我不止一次地公开表露过回爷爷奶奶家过年很累的态度，甚至时不时半开玩笑似的向父母宣泄一下不满，却没有再真正拒绝过这种合家团圆的度假方式。 

　　我仿佛听到《我与地坛》中的那座园林对我说，父母已经失去了十几个和他们的父母一起过年的机会，又怎能再将一年才有一次的团聚改为两年一次；爷爷奶奶不会来北京过年，因为他们不能为了跟你们团聚而放弃同你的姑姑、叔叔在一起的日子。因此，只有全家聚到一起的时候，爷爷奶奶才会真正开心起来，也只有自己的双亲与幼子都在身边，父母内心才会得到最大限度的慰藉。这样的日子每年只有短短七天，况且中间已经因为我被减去了很多，我又怎么能再和长辈们讨价还价？ 

　　我渐渐意识到，虽然我之前切切实实地走进了地坛，却根本不曾真正走进地坛，而它则一直在——在我心里。 

　　这让我想起另一件事儿。此前同一位朋友聊天，他说，我想辞职去写小说，这种天天上班下班的日子是时候告一段落了，如果再不去做点什么，根本不可能做自己想成为的人。接着他问我：“你确定自己从来没试图去做点什么，这种每天上下班的日子就是你想要的人生？不，当然不”——紧跟着，他不由分说地替我给出了否定的答案。 

　　我又一次想到了《我与地坛》，想到了文中作者的朋友关于学习写作最初的动机的那句经典描述：“为我母亲，为了让她骄傲”。是的，每个人都希望自己能让父母感到骄傲。问题是，我们凭什么让父母骄傲？ 

　　也许诚如我的这位朋友所说，人类历史上过半的牛人都不会为自己月薪3000元还是30000元而纠结，他们理所应当地在前半生作为“啃老族”活着并坚持走自己的路，最终才得以成为世所公知的人。 

　　但在我看来，这种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啃老为代价，豪赌未来能够出人头地的奋斗轨迹着实不值得效仿。我们根本无法确定自己能够成功；一旦失败了，亏欠父母的自然再无机会偿还。父母已经在将我们养育成人的过程中付出了太多，我们又如何能再以亲情为要挟，强迫他们陪同着去豪赌一场。即便这样的奋斗最终能够成功，谁又能给出一个准确的时间呢？如果是几十年以后，我们的成功对父母而言还有半点意义吗？需知，拉着父母豪赌就意味着他们一定比我们付出得多，得到的少，这对他们太不公平。 

　　相比而言，我觉得自己不过是一个朴实的人，有着朴实的愿望：更乐意通过自身的努力争取到一份稳定的工作，赚到一份稳定的薪水，能够最大限度地让父母老有所养，最起码不必再让他们继续养着我。当然，你可以说如果孩子能够成为想成为的人，并且有所造诣，父母无所谓被啃老。不过，那是基于父母对子女无私的爱，而我却不能自私地接受这份无私——绝不能。 

　　我清晰地聆听着《我与地坛》中那座园林的一次次提醒，不要让自己等到若干年以后再去问所谓的上帝：“母亲为什么就不能再多活两年？为什么在她儿子就快要碰撞开一条路的时候，她却忽然熬不住了？莫非她来此世上只是为了替儿子担忧，却不该分享我的一点点快乐？”然后用所谓的“她心里太苦了，上帝看她受不住了，就召她回去”来进行自我安慰，那对咱们的母亲太不公平。 

　　我渐渐意识到，以《我与地坛》作为向导的我已经真正走进了地坛，而这座留在我心中的园林也早已成为我人生的向导。 

　　（作者为《中国财经报》记者，多有财经评论和散文随笔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