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柳萌

　　柳萌，《财政文学》顾问，作家。曾任《中国作家》编辑，作家出版社编辑部主任、副社长，中外文化出版公司总编辑，《小说选刊》社长、编审。享受政府特殊津贴。1982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散文随笔集《生活，这样告诉我》、《寻找失落的梦》、《岁月忧欢》、《珍藏向往》、《当代散文名家精品文库——柳萌卷》、《穿裤子的云》、《中国当代散文精品文库——柳萌散文》、《春天的雨秋天晴》等。

　　我常常地想起50多年前在北京居住的那个院子。

　　有时想起会悄然落泪，有时想起会暗自微笑，有时想起会心神茫然。我曾经多次追问过自己，从少小到年老，从家乡到京城，少说也住过十几个院子。有的院子亭台楼阁环绕，有的院子花木荷塘散落，有的院子青砖瓦舍典雅……每个院子都称得上建筑奇葩，看上一眼都是美的享受。可是，不知为什么，对那个居住三年的普通小院，我却总是有着牵肠挂肚的眷恋，直到现在想起来都会心动不已。

　　这个坐落于北京东城的院子，是怎样的院子呢？说起来再平常不过了。既没有王府的亭台楼阁、池塘花木，也没有豪宅的雕廊画柱、照壁鱼缸，更谈不上几进院，多少间房，在北京的四合院里极其普通。走进大门的前院，有间比较大的房舍，摆放着佛龛、香炉、供品，陈设着黄垫、绣帐、垂帘，显然是个做佛事的地方，只是不见和尚、尼姑、道士。晨昏诵经的和朝拜者，大都被人称为居士。那袅袅的诵经声，那幽幽的钟罄声，如诉如泣，如歌如咏，在小院里悠悠飘荡，让我这凡人也有种超度感。穿过经堂旁一条夹道，就是个宽敞方正的院落，青砖灰瓦，房屋整齐排列。院子里有几株繁茂槐树，春天弥漫着浸润心肺的花香，给小院增添几许勃勃生机，秋天落花随风飘零漫地似雪，使小院略显几点清清落寂。这小院中的槐花，成了我年轻的印迹，只要想起这小院，就能依稀闻到花香，仿佛青春并未逝去。

　　20世纪50年代的中央机关，职工宿舍还不时兴盖楼，我供职的某部买下这个小院，当做单身职工的公寓。几十个单身汉子居住于斯，与其说是个机关宿舍，还不如说是个行旅客栈，早晨起床有的连被都不叠，就匆匆忙忙去上班了，晚上赴约或看电影很晚才回来，有的连灯都不开就钻进被窝儿。白天只有工友老孙头儿老两口儿看管和照料公寓，打扫室内卫生，往暖壶里冲水，有时帮谁办点儿杂事。做完这些事情，就搬出小方桌，老两口儿边喝茶，边聊天儿晒太阳。整个院子寂静得能听到树叶摩擦声。

　　这个院子所在街道羊管胡同，距北管公园（现在俄罗斯大使馆所在地）、交道口都不远。早晨和黄昏到公园散步，节假日到交道口看电影，或者到北新桥逛书店，就成了我生活的主要内容，日子过得倒也算平和自在。尤其让我感到高兴的是，在这所单身公寓里，有几位喜欢文艺的翻译和工程师，由于爱好相同使我们成了朋友。只要有时间大家就凑到一起，谈论诗歌、小说、电影、绘画，有时还用留声机放音乐唱片，什么贝多芬、施特劳斯、柴可夫斯基、莫扎特等，这些世界级音乐大师的作品，我就是在这时候知道和接触的，从此就喜欢上了西洋音乐。

　　这座小院也有热闹的时候，周末休息或者节假日，整个小院就像个集市，有女朋友的要去约会，梳理打扮完哼唱着小曲，迈着轻快脚步走出，还不忘炫耀地说声“走啦……”，潜台词是“我有女朋友噢”。没女朋友的就窝在家里，院子就成了找乐儿的地方，有的拉琴唱洋歌唱京戏，有的饮工夫茶闲聊天儿，有的旁若无人地看书，还有的用煤油炉子烧饭。当然，人的组合并非随意而为，大都是或以性情相近，或以家乡地域相连，或以业余爱好相似，自然而然地凑合到一起。

　　倘若有一天某个人，带个年轻女人进院，几乎所有人都会兴奋，用羡慕和温暖的眼神，上下地打量这位女士，如同欣赏画作般精细，然后就悄声品头论足。有的多嘴人还会说：“某某，什么时候，请我们吃喜糖呵？”女士听到就娇羞地低下头，怯怯地紧跟着男人，急促促地跑到屋里。这某某男人呢，往往笑而不答。于是，纯粹男人式的哄叫声、口哨声，就会迅疾地飘散在院中，这仿佛成了对初访女士，独特而友好的见面礼。当事人的尴尬与无奈，单身汉也许还体会不到，然而，却是每个单身汉所向往的事，盼望什么时候自己也有这一天。

　　终于，轮到我了。1955年的一天，要领女朋友来公寓，她也得过“男人关”，如何不致让她太尴尬，我费了不少的心思。最后总算想出个招儿。

　　我的女朋友是个大学生，起初，我俩不是看电影就是逛公园，完全处于“隐秘”的恋爱。交往了一段时间，觉得可以公开了，先是我去了她学校宿舍，她的几位要好同学，对待我都非常友善客气。她提出到我住的公寓看看，怕她受不了这纯男人的见面礼，头天我买了一斤大虾酥糖，分发给单身公寓里每位哥们儿，还给了公寓的老工友夫妇。大家立刻敏感地意识到，我有了什么好事、喜事，有的人就问：“怎么，还未见人哪，干嘛就送上糖了？”我只是诡秘地笑而不答，故意地卖卖关子抻抻气，性急的人又是催又是逼，我这才坦诚地告诉他们，我是双喜临门哪，一是领导批准我报考大学，二是我有了女朋友，报考大学要备课，就不便出去约会了，只好让女朋友来看我。我有女朋友的事，瞒不住了，请诸位多多关照，人家头次来时，别太让人家难为情。您还别说，这糖还蛮管用，既甜嘴又堵嘴，好几位都说：“在这个院子里，你是最小的弟弟，不承想，你悄悄地有了对象，我们帮助你成全这两件美事。”从此，我就一心一意复习功课，除中午出去吃点饭外，其余时间，心思都扑在书本上。假日里女朋友来公寓，帮我洗洗衣服，用煤油炉子做点儿饭，读书读累了，听听音乐，聊会儿天，说的都是报考大学的事。我俩都对未来有着美好的憧憬。

　　这是我住进这个小院以来，度过的最舒心、最快乐的时光，我以为这个小院是我的福地。相信从这里开始，我的前途无比坦荡，道路会越走越宽阔。想象着将来大学毕业，无论到哪里做啥工作，只要有机会来北京，我都会专程拜访这个小院。

　　唉！想得太美了，太早了，个人算盘打的再精，有时也精不过天算。那时候的政治运动，就像现在的可怕癌症，简直让人猝不及防，说不定，什么时候摊在谁的头上。就在我做着读书美梦时，突然搞起了“反胡风运动”，这本来属于文艺界的事，由于挂上了“反革命小集团”荆冠，因此，就迅速在全国范围蔓延开来，各行各业都抓各种“小集团”。可是我万万想不到，这运动竟会摊到我头上。先是一位同公寓的人举报，我床头摆着本诗集《星之歌》，作者老诗人鲁黎被《人民日报》点名，怀疑我不是同党也是“外围”，就在单位挂上了“另类”号儿；接着是我的两位诗人朋友单位，外调他们的所谓什么问题，我讲了他们的真实情况，不太符合政治运动的时宜；再者就是我写了首小诗《寻春》，赞美幼儿园孩子的纯真，说我未把工农兵生活当春天，是典型的胡风说的“处处有生活”，这三条罪状加在了我头上。这还了得。

　　最令我愤怒和诅丧的是，这运动早不来晚不来，偏偏在我报考大学时，来坏我梦寐以求的好事。在临考头一天的下午，某部保卫处两个彪形大汉，突然来到公寓我的屋里，边诱边骗地拿走我的“准考证”，而后正式通知我接受审查。眼睁睁地看着梦想和前程断送，又急又恼又无奈又无助，当晚捂在被窝里偷偷地哭泣，生平第一次感受命运的捉弄。未过几天就是小会审大会批，让交代与“胡风反党集团”关系，深挖“资产阶级名利思想”，弄得我一时间日夜不得安宁。倘若真有其事也罢，根本是没有的事，让我拿什么交代？不交代就是态度不好，批斗者轮番地施压、批判，纠正我对抗运动的情绪。后来经过内查外调，见我确实不是敌人，这才暂时放我一把，只批判我的名利思想。

　　有天夜里睡不着觉，不由想起1951年，放弃学业，背着父母，毅然离家参加军干校。积极追求进步参加革命，这会儿却被怀疑审查，既后悔当初的选择，又感伤现在的处境，越发觉得冤枉和委屈。政治运动是这样残酷，人间世态是这样无情。我进入社会才四年呵，就尝到了挨整的滋味儿，谁知将来的路会怎样呢？实在没有勇气多想。

　　有天刚开完我的批判大会，传达室工友送来个邮包，里边装着两本苏联作家的书，这是早先我赠送给女朋友的，我以为她想以这种方式告诉我：我们永远不分离。打开书的扉页一看，我就愣了。她在扉页她签下的名字上，用钢笔狠狠地图划了无数道儿。从那零乱深陷的笔痕上，我猜想，她准是边划边痛骂我，牵连了她，让她这个要求进步的青年，如今成了政治“落后分子”。直觉告诉我这是绝交通知，我一看眼泪刷地流下来，本已经因委屈而疼痛的心，仿佛又浸泡到凉水里，浑身上下都在不停颤抖，下意识地靠在了椅子上，歇息片刻才慢慢开始镇静。政治受审查，读书被阻止，爱情遭失恋，这三把明晃晃的刀子，同时插进我年轻的心窝儿。实在无法忍受和承担了，当天回到居住的公寓，进屋就放声号啕大哭，多日的郁闷似闸水倾泄。哭声冲破小院的寂寥，哭声冲走寓友的说笑，有几位年长者赶过来，他们用不痛不痒的话，给我以劝慰和开导，却无法帮我解脱艰难境遇。我家在外地，北京无亲人，此时，最让我思念的就是父母，却又不想让父母为我担心，只好自己吞咽这人生第一杯苦酒。

　　其后，平静的日子，好不容易度过两年，到1957年又搞起整风鸣放运动。我受挫的心还在阵阵疼痛，连生活都觉得没啥意思，对政治就更不感兴趣，心想，爱搞什么就搞什么，跟我毫无关系，把自己身心调理好就是了。见我态度如此消极，领导就找我劝说，团支部多次动员，让我积极投入运动，最终还是未经住撺掇，在鸣放会上发了言。说什么呢？既未攻击国家政策，又未反对党的领导，无非是说说挨整的委屈，讲讲未上大学和失恋的苦闷，应该说，这完全是情理之中的事情。发言也就是十来分钟。到了“反右派”运动时，以跟组织“反攻倒算”罪名，一顶“右派分子”帽子，端端正正戴在了我头上，开除团籍，行政降级，一夜之间成了专政的对象，被遣送北大荒劳动改造。成了阶级敌人，再好的朋友，这时都要划清界限，一般的人更不敢接近。我完全被“孤立”了，在公寓里无人搭理，还不时有白眼投来，我就独自去北管公园，找个僻静地方枯坐，有时一坐就是大半天。

　　发配北大荒劳改的时间，越来越近了，这一去难说会不会回来，我得把所有东西带走。收拾物品没有谁来帮忙，好在单身汉东西不多，自己胡乱地塞进箱子里。无意间发现《我们是苏维埃人》和《斯大林时代的人》两本书，见到扉页上女朋友勾划掉的签名，不禁想起初恋的美好情景，以及失恋后的刻骨伤痛，扔掉呢？带走呢？犹豫良久还是带走了。这两本书和恋爱时的信件，还有女朋友的照片，就成了我要带走的珍贵物品，因为，我幸福与倒霉的感受，都集中在这件事情上，我不能丢掉这段记忆。从北京到北大荒，从北大荒到内蒙古，这些物品都陪伴着我，直到“文革”运动闹抄家，怕被造反派抄出来，连累女朋友或让妻子知道，我才把信件和照片销毁。而这两本波利伏依的书，还有那本我报考大学时，她给我的《世界地图》册，我从内蒙古又带回到北京，成了那段苦涩生活的见证。这会儿每次见到它们，就会想起那个居住过的小院，它既是我的人生福地，又是我的青春墓园，恐怕今生今世都不会忘掉。

　　平静、安逸、快乐的生活，连同青春时光被毁灭，都发生在那个小院里。1958年离开北京，1980年回到北京，22年的金色年华，如浮云飘散，如流水远逝，这时，我已人到中年。容颜衰老，锐志渐退。唯一没有忘却的，就是当年那个小院，依然清晰如在眼前。只是不知道它会不会，还记得我和理解我，像我一样情愫盈盈。

　　我回来的那年那月，满街槐花又在飘香。可是万万没想到，在一次文学活动中，竟然邂逅初恋的女朋友。这究竟是折磨还是宽慰，我却弄不清也不想弄清，只是心海涌起的苦涩波澜，等于又经历一次失恋，那滋味儿实在不好消受。这时我们都有了家室儿女，对待往事自然多了冷静，始终无机会讲述各自当年事，只是有一次她对我说：“你知道当时我多难哪，你的事传到我们学校，同学们要跟我划清界限，有的把书桌都拉开距离。”我马上应了声“噢！对不起。”22年非正常人生活，我都经历和忍受过了，当然能体谅她当时的处境。一个充满美好幻想的女孩子，她哪能受得了这种冷漠与歧视，只能选择跟我分道扬镳。这种爱情悲剧结局，在过去的年月很正常，属于纯中国式的故事。

　　写到这里读者也许会问，你后来再去过那个小院吗？是的，结束苦难的漫长岁月，回到北京以后这些年，我去过许多年轻时去过的地方。重温往日景象，咀嚼人生滋味，成了我晚年的生活内容。至于各式院落去的就更多，它们就像一本本的厚重图书，有的充满高深莫测的色彩，有的给人以一览无余的坦荡，无不散发着时代的油墨气味。令我遗憾的是未能特意寻访，那个曾经属于过我的小院。开始是怕触动情感伤痕有意躲避，后来进入人生晚境思念故土旧居，终于鼓起勇气顺便去了那条老街，寻寻觅觅，走走问问，来回转了多时却未找到那个小院，更未听到昔日的经声罄音，不知是我记忆错了，还是早被拆除，反正再未见到它的身影。

　　不过于失望中也有些庆幸，假如真的找到那个小院，它将会像遇到女友一样，让我的心灵再受次折磨，何必呢，人活着毕竟希望快乐。我的小院，我的故事，但愿你只存在于书中，后来者的院子里，永远是充满温馨和幸福。让北京特有的槐花香，醉着生活，醉着岁月，醉着我寻而不得的小院，给我的故事留下个遐想的结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