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陶世春

　　陶世春，安徽当涂人，生于斯、长于斯、工作于斯，二十多年来一直从事与“三农”有关的基层财政工作，是一个对农村怀有深厚感情的财政人。

　　记不得有多少次，在梦里回到那片曾经养育我的故土、那座启蒙学校所在的江南小镇、那条承载过我们那一代人梦想的母亲河——姑溪河。借着一位先生的指点，那些似乎已经忘却的点点滴滴，又渐渐清晰起来。

　　故乡地处圩区，有着江南水乡的典型特征，尤其是我们那个小村子，三五十户人家，百多个乡邻，熟的不能再熟的面孔，村子四周环水，仅有两条土坝通往外面的世界，仿佛就是一个世外桃园。听老辈说，村子原来叫作“沉荷”，相传为一只乌龟爬上一张巨大的荷叶后半沉入水中形成。虽为传说，但若是能从空中俯望，村子的形状定会像极乌龟，那两条土坝便是它未沉入水下的脚爪。

　　那时农村家家户户都种树，各种各样的树都有，所以显得整个村子一年四季都是郁郁葱葱的绿，那时的农房也没有现在的高，总是掩映在树下，只露出或红或黑的檐角，远远望去，一个村庄就是一个绿色的丛林。我家的树种在房前屋后，也有很多种，像椿树、柳树、槐树、枣树、桑树、梧桐等。最出名的就数那株枣树，那枣子的甜味现在想起来都会舌底生津，惹得小伙伴们时常会上树偷枣，撵也撵不走；还有一种叫做青桐树的，树干为青绿色，长得笔直高挺，结的果实可以炒着吃，很香；也有不讨人喜欢的树，树名已经忘了，只记得夏天里它会流出散发刺鼻气味的浆汁，常引得天牛集聚；岸边的茅厕旁不知什么时候长了一株叫“丝密子”的小树，其貌不扬，据说它数百年也长不到碗口粗，是做家具的好材料，一般作为八仙桌的桌面，刀斩不坏，按道理价值应该比较高，但外公始终没有动它，后来却不知所踪。

　　70年代的农村还没有什么电器，更不知道空调为何物，但有了这么多树的遮蔽，炎炎夏日也就并不那么难以度过了。即便是在田间劳动的人们，间隙里也一定能够找到喝水休息的地方，因为路旁、坝上到处都有成荫的大树，水乡的风从湖面上带过来的湿润，足以让人很快消除疲劳；到了吃过晚饭以后，更是纳凉的好时候，人们早早地都将春凳搬到空旷的地方，聚在一起闲聊，不时发出蒲扇摇动和拍打蚊子的声音，忽而有人说起鬼故事，吓得我们这些小孩纷纷躲入人群密集处，草木皆兵地望向暗黑的四周以及水波不兴的湖面；多数时候，童年的我会躺在春凳上仰望星空，那时的夜空，说不出来的静谧，有一种让人莫测高深的感觉，在这深蓝色且又一尘不染的巨大幕布上，星星显得更为突出，怎么数也数不清，当我注意看着某一颗最亮星星的时候，它会忽闪忽闪地像是在眨眼睛。就在这样和谐安宁的气氛里，人们度过一个又一个炎热的白天和夜晚，迎来另一个充满希望的丰收的季节。

　　在我小的时候，外公、外婆还是以渔为业，人称“张鱼佬（音）”，靠着他们那一箩又一箩长长的卡线，每天傍晚撒入那些纵横水乡的沟塘，次日清晨收起时，或多或少的收获几斤各色野生鱼，然后再沿着水路，摇着渔船送到镇上的集市，换取油盐酱醋等日常生活用品。然而生活，并不如想象的那般悠闲，有时附近沟塘里的鱼少了，便要行得更远一点、起得更早一点；还有那些似乎永远也理不完的卡线，要在白天重新整理，往卡钩上装好鱼食，再一圈一圈地盘在竹箩里，为第二天的生计作准备；那些用来卡鱼的卡钩，制作起来更是繁琐，需要选取有韧性的竹子，将其削成一根根约两公分长的竹签，每隔半米左右系在鱼线上，使用时弯成U型，套上麦秸或芦苇剪成的卡筒，中间塞进麦粒、面筋或者其他可以引诱鱼儿上钩的食物。印象中的外公，总是佝偻着腰，手持一把锋利的厚背小刀，一刻不停地在制作这些卡钩，直至老去。以现代人的眼光看来，在那样的环境里，用如此原始的方法所捕到的鱼是最原生态的，是最好的食材，然而却想不到会如此艰辛。

　　偶尔父母不在家的时候，外公和外婆便于天还没有亮起第一缕曙光之前，将姐姐和我从睡梦中唤醒带在船上，开始这一天的生活之旅。姐姐还可以给外婆搭把手取下上钩的鱼儿，我却只能蜷在那条无篷木船的后梢继续睡觉，等我再次醒来的时候，或者所猎寥寥无几，或者收获颇丰，正在往镇上驶去。从集市回来的路上是姐姐和我最快乐的时光，外公不紧不慢地划着双桨，外婆依旧在整理那无休无止的卡线，而船舱已洗净抹干，我和姐姐可坐可躺，只管尽情享用着奖励给我们的早点和零食。一路上，“咯吱咯吱”的船桨声便是极富韵律的歌谣，行船激起的“哗哗”水响便是它最和谐的伴奏；沿途的风景就像一幅展开的画卷，不时地变换着两岸绝不雷同的村庄、稻田、树林、荷塘、芦苇滩……，各种绿色绵延不绝。河道时宽时窄，间或从风格各异的桥下穿过，遇上水流稍急的地方，我们就伸手帮外公一下，防止撞上桥墩；岸边不知是哪家的葡萄熟了，经过时若扯下一串，肯定不会被视为偷盗。

　　天空是那样的蓝，云朵又是那样的白，蓝天白云倒映在水中，船走云也走，以至于让我常常产生一种错觉，总觉得我们的船是行驶在天空里。记忆中的那些河沟池塘还没有被人承包放养鱼蟹；还没有遍布网箱、坝埂；水，也绝对不会像现在一般浑浊而泛着别样的颜色，或黑、或红、或绿！我只记得，水，是没有颜色的，总能够直视水底，随便用手捧起来便可以饮用，所看到的只是水草的绿色；始终分不清那些水草的名字，但它们在水底飘摇的样子，连同倒映在水中的蓝天白云一起，永远地刻在了我的心底里。

　　长大一些的时候，需要步行到七八里外的镇上去读书，于是渐渐多了一重从远处观看熟悉事物的心境。村口原来有一座铁塔，是解放军部队用来瞭望的，大约有十几米高，曾是我们村的“地标”，村里很多人都上去过，我却没有，等到若干年后有能力和胆量攀爬时，它已腐朽不堪，不久便拆除了，成为我一个小小的遗憾。但那时每天放学路上，远远看到那座铁塔，我们便知道快到家了；遇上雨季，阴云密布下的绿色村庄，就像一幅天然的水墨山水，安静而温暖地向我们展开她的怀抱；有几家的烟囱里已升起了袅袅炊烟，催促着我们加快回家的脚步。

　　每天这样的结伴而行，绝对不同于现在的公交车，不仅让我们学会了自立、坚强、忍耐，还有协作、宽容、感恩，甚或在人生的旅途中如何去追求、如何去超越……

　　经过的那些麦田从未被我们看成风景，只觉得穿行其中的路途是那样崎岖漫长，但麦田里夹杂的豌豆和偶尔窜出的野兔或受惊而起色彩斑斓的野鸡，会成为我们热衷于搜寻和追逐的对象。稻草、麦秸、棉花杆等是不会就地焚烧的，它们大多被人们运回家用作烧锅柴，码草堆甚至是一项技术活，码得好的可以一直用到下一季来临都不会倒塌。那时也有雾，不过绝对不是霾，也绝对不是秸杆焚烧引起的。因为雾不是每天都有，起码天空是纯净的；雾也没有那么浓，她总是轻轻柔柔地飘散在田野里、村庄间、湖面上，有一种仙境般的高雅；雾里很少尘的颗粒，她是水的结晶，不会让人有透不过气来的感觉。现代人们为秸杆焚烧和处理而烦恼着，但我却在想，为什么过去农村每天都用秸杆做饭都不会引起雾霾？是否燃烧值越高的东西所释放的有害物质反而越多？或者别的什么原因？时代进步了，有些东西却在明显倒退。

　　读书的那座小镇，也是父亲工作的地方，就在姑溪河边，一向以水路运输而著称并繁荣，它曾经有过一个带着浪漫色彩的名字——护驾墩，其名亦是由传说而得，但后来不知何故改成了现在的名称。类似的更名还发生在很多地方，有的是因为合并或撤销地方行政机构，还有的竟然是因为个别不了解地方文化的领导认为不合适就改了，改的面目全非，让很多历史和传说永远地留在了民间。这种情况在城市拆迁过程中更为突出，当涂县城自古流传拥有“九街十八巷、三塔两浮桥”，如今能够幸存的只是凤毛麟角，若干年以后出生的人们可能以后再也不会听到那些有故事的地名，也不会记住那些动人的传说。

　　姑溪河上络绎不绝的商船客船为家乡小镇源源不断地输送着人才和资源，同时将大公圩地区盛产的粮、棉、油、蔬菜、水产运往周边城市，带来了无限商机，使它曾经一度成为圩区内首屈一指的富裕乡镇。我们上学的时候，还经常看到河上排成长龙的船队以及码头工人忙碌的盛景；小镇不仅有码头，还有粮站、轧花厂、粮油厂、供销社、冷饮厂、食品厂、酱品厂、照相馆等在当时看来还十分发达和时髦的工厂或商店；当然也不会少了那些传统的文化，如澡堂和书店等。

　　小镇原来的街道用青石板铺成，时代久远，已被踩得溜光水滑，现在却全部被水泥路代替。镇东头那座拱桥下，内河的水曾经如同小溪般常年流动，河底从不见淤泥，是夏天人们游泳嬉戏的好去处，现在却满目都是怎也清除不掉的蓝藻。随着小镇人口的不断增多，镇上的房屋拆了又建，规模逐渐扩大，但我总觉得失去了什么。那些历经“文化大革命”都不曾被摧毁的青砖细瓦的老宅、四合院，以及那些深深的小巷、老作坊，终挡不住发展的步伐而消失在时代洪流里；那些沿路而起的商住房，地基下所填埋的不是农田就是水面；那座从水里建起来的农贸市场，不仅让那片芦苇滩不见踪影，还每日都在产生大量的生活垃圾，不住地倾倒在周边的河水里。河边那些婆娑的垂柳怎么不见了？路旁整齐的钻天白杨又去哪儿了？为何再也看不到熙熙攘攘来赶集的船只，乡间那些纵横的水道恐怕都被隔断了吧！

　　90年代后期，一座大桥横跨长河两岸，道路也渐渐四通八达起来，方便而迅捷。姑溪河还在，然而水运的效率已远远跟不上新的节奏，河上的船只还有，但似乎只剩下运送砂石的功能，小镇码头也迅速荒废，取而代之的仅几个砂场、几条传输带而已。小镇先前的优势尽失，风光不在，不断被其他乡镇超越。但我却仍然固执地期待着，期待再乘坐一回从小镇到县城的轮船，就像当年第一次远行时那样站在船头回望，一路悠闲地看着两岸青山和长堤缓缓移动。或许有一天，当人们厌倦了车轮的匆忙，需要感受慢生活的时候，才会再次想起这条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