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一男

　　李一男，生于古城西安，长于渭滨小城，后负笈上海、欧洲，从希腊亚里士多德大学艺术史专业本科毕业后，到北京商务部任职。1999年夏赴美，入乔治华盛顿大学商学院攻读会计硕士专业，毕业后任职德勤会计事务所。注册会计师。业余从事写作，散文、随笔发表于多家文学副刊。《财政文学》特邀作家。

岛国之旅

　　灯下，读着《英国病人》的作者迈克尔·翁达杰的英文回忆录《世代相传》。迈克尔·翁达杰是原籍斯里兰卡的加拿大人，这本回忆录记录了作者本人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两次回乡寻根之旅，那个乡，自然是他的祖籍斯里兰卡。回想当初买下这本书，主要是对他笔下的寻根之旅感兴趣，因为他的故乡斯里兰卡，是个与我及我们全家有一份特殊缘分的国度：20世纪80年代初，我爸爸作为援外医生，曾被派驻到斯里兰卡的首都科伦坡，在那儿生活工作了近两年。从那时起，我们全家五口人，从人到中年的父母到年幼的妹妹，在同一时间里结缘了素有“印度洋上的明珠”之称，但又鲜为遥远的东方人所知的那个靠近赤道的小国，对于有关它的点滴，比一般中国人知道得多一些。

　　这一晚手中的这本书，便勾起了我一些遥远而琐碎的回忆。

　　远在一九八二年的时候，爸爸要出国，并和我们分开两年，无论从哪方面来讲对于我们都是一件相当不一般的大事情，尽管将去的那个异国没有名气，又很小。还记得在那个阳光温煦、柳絮纷飞的春日，爸爸走时，我们在火车站送他，他坐在开往北京的列车上，紧靠着车窗，穿一件挽着袖子的白衬衫，双手交叉放在车窗前的小茶桌上，心情紧张却笑容满面地看着站台下送行的人群，人群里有他至爱的家人，还有各级领导同事。汽笛响了，巨大的车轮开始徐徐转动，爸爸赶紧伸出一只手，好像自己预先排演好的，向妈妈和我们三个孩子挥动，在那个关键的时刻，他恋恋不舍的目光一刻也没有从我们的身上转移，投向同样向他挥手告别的领导同事。尽管在我们家，有关离别情绪的酝酿许多天前就开始了，像一根越拉越细的橡皮绳，到真正告别的那一天几近断掉，但真正的告别就发生在那短短的列车驰出站台的一两分钟里，来得有点猝不及防，我们感受到的就只有紧张，尽管爸爸始终笑着，我们却没有。火车开走了，站台上留在原地的，是三个显得生硬又手足无措的小孩。

　　站在我们身后的妈妈当时怎样？我没有回头去看。但我清楚地记得，那天从火车站回到家里，饭后，妈妈躺在里屋的那张小床上午休，眼睛却睁着，盯着高高的天花板，表情严肃，一言不发。屋里静得出奇。暮春的天气，暖哄哄的太阳晒着纱窗，一只肥大的黄蜂伏在灰绿的纱窗上。小妹妹走过去，妈妈应付了一下，又很快回到了先前失神又严肃的状态里。整整30年过去了，我的脑海中却始终清晰地收藏着那一天的两个定格的画面：爸爸紧张而微笑着的脸，镶嵌在火车车窗前，妈妈躺在小床上严肃而失神的表情。我们与斯里兰卡那个微小岛国的缘分，就是那天，从那样的两幅画面之中开始的。

　　迈克尔·翁达杰两度故地重返，那是1978年和1980年，我爸爸去斯里兰卡的前两年。他返乡的时节也是春天，很快就遇上了岛国一年一度的雨季，也称季风期（Monsoon）。他的寻根之旅便遭遇了一场又一场奇异的瓢泼大雨，雨水将天地洗白，他和家人朋友在雨中跳舞，珍禽奇兽在不远处窥视，雨过之后，一墙墙茂盛如发披挂而下的绿植，和绚烂如泥熏香飘绕的热带花……他笔下的祖辈父辈，家族史诗，那些颇具传奇色彩的人物和故事，也就蕴染上了热带岛国特有的一份浓郁、烈异。听故事的人被悄悄吸引去。

　　而我爸爸在几乎同一时期双脚踏上那个岛国时，是以一个来自共产主义国家的援外医生的身份出现在岛国面前的，受到的限制自然很多。就在昨天，当我与他聊起30年前的那段出国往事时，我从他的讲述里没有看到多少翁达杰笔下的绚丽色彩，甚至没有一点关于雨季的回忆。他只是轻描淡写地说，他们到达后的第二天，就被集体带到了科伦坡的海边。那是他平生第一次见到大海，相当激动，发现了海风是从海上向陆上吹，始终都是。我不禁想起30年前，爸爸从斯里兰卡随信寄给我们的那些黑白照片，他穿着短袖长裤站在海边，侧向大海，头发被海风吹得很乱。我们在万里之遥的中国北方的家里，看到了我们各自悄悄想念着的爸爸，也看到了大海，和印度洋。还有一些是科伦坡的街头，爸爸西装革履笔直笔直地站在繁华街道的一隅，让随行的队友给自己拍照留念，那些照片在一两个月后漂洋过海落到我们的手上时，爸爸显得黑了，胖了，爸爸以黑了胖了的自己，又将身后的异国街道介绍给我们。我们看到了马路上整洁的斑马线，小汽车，高楼，和皮肤黝黑穿着制服的交警。还有女人身上长长的纱丽，甚至大象，高大的仙人掌。成串的挂在枝头的香蕉，当然在另一批相片里。那些照片让我们看到，斯里兰卡岛国小则小矣，并不富裕招摇，却像一个穿着印花热带衣衫的友好之人，主动伸手，主动转身，回头，让我们尽量从多方看他，露出他面容黝黑，却牙齿雪白的温厚的笑容。

　　再看迈克尔·翁达杰的回乡之旅。他自己握着地图，就将小岛几乎访问遍了，开着吉普穿行在山谷间，或在黄昏的时刻驻足码头，看海上的船灯渐次亮起，回忆少年时关于码头的歌声，让宁静和忧郁穿心而过。他也见到了他想见到的每一个人，他的整个回乡之旅恣意、自由，不受任何人为的限制，是一次和先人、童年，及故乡故土的心灵会晤。我在夜晚的灯下随着他的文字游走时，总是要想到我的爸爸，他几乎同时期的岛国之旅，虽然我内心清楚，两者其实是没有多少可比性的。我爸爸只是一个行为受限制的在当地的援外工作者，他没有条件看遍当地，也没有沉浸下去，走了也就走了，其实早已归心似箭。二者共同的地方只是斯里兰卡这个国度，这个名字，和他们各自以各自的方式，与其有缘的事实。

　　但即便这样，我爸爸在斯里兰卡的两年对于他和我们全家来说，终归是件值得纪念的、不同一般的大事情。20世纪80年代初的中国还很落后、封闭，我们也都小，但我们却因之经历了告别、思念，和长久的分离；我们看到了资本主义制度统治下的国度，看到了印度洋上的热带风光，内心里灌满了好奇，展开了想象，也享受到了爸爸带回来的彩电冰箱，和途径香港时购买的邓丽君与凤飞飞的歌曲。

　　1984年的那个春天，我爸爸终于要回家了，妈妈去北京接他。在那个没有没有电话没有手机没有伊妹儿的年代，某一天，黄昏的时候我走在放学回家的路上，远远地看到妹妹从对面一路朝我奔跑而来。站到我面前的妹妹激动地对我说：“爸爸回来了，爸爸回来了！” “是吗，是吗？！” 我拉上她的小手，二话不说与她一起奔跑起来，跑上了回家的路途！我们一边跑，一边互看一眼，傻傻地喘着粗气，傻傻地咧嘴笑。当我们一路跑进家门，出现在我面前的是变得又黑又胖又略微有些陌生的爸爸，正站在他带回来的双卡录音机前。看到我，略微迟疑了一下，带着一贯的温和笑容的爸爸，平生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张开双臂拥抱了长大后的我。那个拥抱，将爸爸长达两年的斯里兰卡岛国之旅，画上了个圆满的句号。

上帝的泥娃娃

　　在飞往维也纳的飞机上看三毛的一本小册子。三毛这样写墨西哥人: “大部分我所见的墨西哥人，便如上帝捏出来的粗泥娃娃，没有用刀子再细雕，也没有上釉，做好了，只等太阳晒晒干，便放到世上来了。”

　　 这形象而生动的文字一下子让我合了书，闭了眼，叹赏半天。我想象着许多年前，三毛在墨西哥城飘然行走的时候，所到之处都是这样的墨西哥人，他们放下手中的活计，默默地与之相看，那是滑动着的一道道风景。以他们的见识和拙扑，是看不懂她的。看不懂却无妨，已在不知不觉中，被三毛看懂了。看懂了的三毛，心肠慈悲，替他们拉拉衣裳，拍拍尘土，便带他们到这世上的其他地方走走，用了上面的文字。

　　来到美国之后才见到移民过来的墨西哥人，许多，许多，像退潮的时候被海浪留在了沙滩上的鱼，也像被风吹过来的叶子，沉甸甸的，在空中飘一飘，转一转，最后落在这里、那里。几乎没有机会和他们打过交道。远远地看到他们，和自己的人在一起，操着西班牙语，在风中说着，笑着，张着嘴，是快乐的，一时好像又回到了自己的国家。

　　可是出来做工的时候，不知道是因为语言还是其他，却大都沉默的很。

　　我工作过的三个美国公司，都是雇用的墨西哥人做清洁。他们一般在公司人员下班之后出现，清倒垃圾、吸尘，打扫卫生间。这显然是他们在美国做的最普遍的一种工作。有时候我下班晚了，就碰到他们。我奇怪他们的出现总是像空气一样的轻，不知道什么时候悄然来到我的面前。我和他们打个招呼，他们腼腆地笑一下，动作变得更轻更小心，好像生怕妨碍了我。有时我去卫生间，他们正在里面打扫，便更是歉疚地一笑，马上退出来，好像这回是真的妨碍到我了。

　　我坐在那里，有时候会默默地看着他们忙碌。有时候心里闲，会想想他们的生活和处境。同样是移民，中国人、印度人普遍做着“高尚”些的职业，挣得一片天下，衣食丰足。墨西哥移民却大都做着苦力，这便让我想起三毛说的上帝捏出来的粗泥娃娃，有着简单的面容，和心思。或者还因为家乡不远吗，没有心气拼争，随时可以坐了船回去?

　　有一阵子总是看到那样的一对母女。对，我相信她们是母女。女儿有十七八岁，母亲因此也不老。两个人长着很相像的一张扁圆脸，女儿的像新鲜的蟠桃，不知道谁的手会去碰触它，那一碰就碰出水来的时刻，应该还没有到来。母亲的松软了，泄了气，皱纹像细细的小刀口，割伤了它的表皮。母女俩同样短短的圆鼻头，微翘着，是上帝的手随便捏捏的一笔。头发也都同样梳在脑后，只在光溜溜的额头上留几缕打弯的小卷子。这深综色的小卷子，便带着太阳的味道，那样的南美洲。

　　 女儿的脸上画着明显的妆容，嘴唇鲜红鲜红的，是蟠桃上大大的红点子。她从我身边走过，一股刺鼻的香水味儿，这个，她也好像对我说着抱歉。我却总是对她们非常客气地说声谢谢。女儿听了，迟疑而羞涩地一笑，又弯下身去拣那纸篓子。我看着她圆白的脸，饱满的胸，青春的身段，裹在廉价而时髦的衣服里，心里一阵说不出来的疼惜。

　　 这份工作显然是母女两个的主要生计。也许白天还在人家里做些清洁。傍晚的时候，别人都下班了，她们才画着郑重的妆，涂着香水，穿戴齐整地走出来，在这些令人羡慕的写字楼里开始上班，对着纸篓，对着地毯，对着一排排空荡荡的办公桌，和彼此。母亲也许暗自叹气，为不能给女儿提供一份更好的生活。可是女儿好像不懂这些，自顾跟着母亲走了出来。这外面的世界，什么样的生活都是好的，她心里这样想着。

　　 这外面的世界，真的什么样的生活都是好的吗?

　　 有一天，当女儿也像母亲这么老的时候，应该还是这张粗泥娃娃的脸。只不过经了些风霜，变得硬了些。

小镇风景

　　细想起来，这些年在美国东西两岸颇见过一些小镇了。有的是停下车走进去游历一番，在其小街上走走，店铺里逛逛，摸摸这，看看那，欣赏着房屋建筑的苍老底色，徘徊于街头古树的浓荫之下。最后总是会落座于镇子中心的某处餐馆，品尝一番当地的美味佳肴。在餐馆的窗前坐着，常常会去想象窗外那些古树的年轮，并由古树的年轮联想到眼前小镇的历史和过往，小镇便在眼前的活跃生动之外，又添加上另一层次的活动了，只不过不显现，正如河底的水流，咕咕地泛着声响，却被河面上的声色光影压盖住了。有的时候，这深层次的活跃生动显然更易引人痴想，让人呆坐半天，不知身在何处，今夕何年。

　　印象中，西岸的小镇多显个性风情，多艺术气息，比如某一年我们造访过的北加州的Carmel。它在太平洋的边上，街道宽窄相宜，店铺雅趣多姿，树种繁多，鲜花蔓延。它深具加州地域特色，房屋的外墙多以奶黄、橘红为主，不见砖痕，多石的质地，造型偏低矮宽展，在东岸人的眼里，它便颇为“异域”了。资料上说那是一个富裕的小镇，斯坦福、伯克莱的教授学者们喜欢去那里，好莱坞一些演员明星时常光顾，甚至在当地买房聚屋。它也是艺术家们喜欢的地方，沿街的画廊与艺术小店频频闪现，令人目不暇接。记得我曾走进一间画店，为其展示的当地一些艺人的雕塑和画品所吸引，流连多时，以致到今日，还时时收到他们发来的电子邮件，告知艺人与画品的最新动态。我们去拜访Carmel的时候是三月，白天小镇的空气被海潮的味道、阳光的流转、与花香的涌动填满了，夜晚却是另一番景象，天幕黑中泛蓝，星星又黄又大，奶油色、淡紫色、橘黄色的斑斓灯光，从一处又一处的幽深树丛里投射出来，出其不意，任性妄为，照亮了酒吧的某一扇外窗，暴露着一处屋墙的某个角落。夜气比白天寒凉许多，街头却照样出现一簇簇的人影，单个的、成双的、疏离的、群游的；缠绵悱恻、低声软语、嘻嘻哈哈、振奋昂扬。夜的生机甚至持续延伸过了子时，跌宕到下半夜，我之所以知道，是因为旅店窗外的人声与摩托声远近飘忽，起起伏伏，似到黎明时分才渐渐止息。这样的一个小镇是繁旖热闹的，是颇为富裕自足的模样和气度，与我在东岸看到过的一些小镇，气质迥然，真仿佛不在同一个国度上。

　　远的不说，就说前些时候看到的东部小镇吧。

　　劳动节的三天长周末，我们开车去宾州，走亲访友，第一站的目的地是位于Lancaster 郡的朋友家。一路上似都是高速公路或州际公路，天阴郁，风柔软，空气仿佛捏得出水来，树木也因此格外绿沉。走着走着，忽然车子就拐进了一座小镇，在小镇狭窄而笔直的小街上慢慢开着。我赶忙摇下车窗。是东部典型的内陆小镇的格局，几条横竖交叉的狭长街道，组成几个局促的十字路口。沿街密集地排列着两三层高的房屋，房屋之间的空隙至多一两米。仔细地看，那些亲密地居于同条街上的房屋有的是店铺，有的是人家，有的是诊所和邮局，而一条街上小教堂居然有两处，尖顶的建筑，门前竖着十字架，比其他房屋明显高出一截。再仔细地看，那些房屋简朴狭小，旧屋旧房的潦倒灰暗一览无余，但难得的是，窗台上和前檐下大都悬挂着五颜六色的盆花，是夏日最后的花朵，开得绝不潦草，在风中轻轻摇摆，为小镇清冷的街头注入一些微薄的生息——是的，小镇的街头几乎看不到人影，似乎所有的房屋都门窗紧闭。高大的苍苍老树倒是一棵又一棵，从眼前掠过，和房屋挣挤着路沿上有限的地面。我注意到那些房屋的外墙，大都呈褚红色，是人工刷上去的颜色，看上去不新不旧，不伦不类，倒透露出内陆小镇的些许贫气与土气。问身旁开车人这小镇的名字，他说没有注意。又说这样的小镇在宾州东南部有不少，皆大同小异。

　　当车子渐渐驰出小镇的中心街道，沿街的房屋明显稀疏起来，似乎只剩下住家了。依然是贫旧的房屋，但屋前屋后稍为开阔，老树绕房，花坛处处。开车的人说你注意看，这些地方的人更具有爱国意识，一到节假日，门前都斜插着美国国旗。我一看，还真是。他又说，这里其实是美国东部的腹地，也许才代表真正的美国，经济不好的时候，这里的人备受打击，但依然爱国心不减，以身为美国人自豪。而纽约一类的繁华大都市，怕早已经失却了真正的美国精神了。

　　他的话引起了我的思索。我想起来，美国总统大选时，两边的候选人都说，如果你到宾夕法尼亚一带的小城小镇去看看，你就知道美国人民最需要的是什么了。候选人的话难免有讨好普通民众之嫌，但与记忆中西岸 Carmel小镇的炫目美奂比，车窗外的宾州小镇的确要现实而低调得多，它至少代表着相当一部分还挣扎着的美国民众的生活，是美国本土内的羸弱之地，尽管比其他国家的贫苦地区要好很多。

　　但是眼前的它，在我眼中分明有种别样的气度：它不焦躁，不嫌贫，安静而坦然的存在着，以自己的一房一树，一街一石，一花一草，更以其居民乐观而安然的姿态，这后者我自觉是有根据的：在车子拐弯的一瞬间，我看到一处房屋前沿游廊的椅子上，坐着两个体态宽胖的上了年纪的男人，做工人模样，一人手握一瓶啤酒，默默地喝着，默默地观望着路上的车辆和极少的行人。我摇下车窗与之对视，他们回我以注目，渐渐就友好地笑了，挤一挤眼睛，晃一晃酒瓶。车子拐过了弯，我回头，见他们又端直了身子，仰着脖子将剩下的啤酒咕咕地倒入了口中。我有些莫名地被触动了。在这个寂寥清冷的午后，他们守着自己并不富裕的小镇，坐在屋外的游廊上，喝着啤酒，说着话，度着钟点，神态安详而自在，其实也就是在度着属于自己的时日。时光很慢，日子很长，他们却始终看上去安详而自在，并以身为美国人而由衷地自豪着。这才是宾州小镇的一景，其真正的风景吧，我想。那随后的一路上我都这样想着，欲罢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