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东钦 

　　我工作的地方是鄂西北山区，历经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在不同的时段，岁月之痕给我刻下了深深的印记。 

　　农村实行土地承包后，收入分配方式也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简单概括就是“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才是自己的”。也就是说农民的收入要向国家缴纳农业税和农业特产税，向集体上缴“三提五统”，剩下的才能由自己支配。每年年初乡里根据上年统计年报中的人均纯收入，下达“两税”和“三提五统”指标到各村，由各村根据乡政府的分配方案把指标分配到农户。我们财政所一年到头的工作重心也就是围绕这些指标“收款”、“要钱”。为了完成征收任务我也曾经到农民家里拉过猪、牵过羊……在长达十多年的“收款”岁月里，我耳闻目睹了农民生活的艰辛，有一件事至今难忘。 

　　那是一个深秋，我带着工作小组，到乡里最偏远的后背沟村去搞“税费”清收。我们沿着细窄的山路，走到水流的尽头，当到达目的地时已是夕阳西下，高山深谷中散落着一百多户人家，清一色的泥巴墙、石板房，寒碜得令人心酸，农民一年到头吃的最多的是酸浆巴（由于山高气候寒，玉米不能成熟，农民把大多数不能老的玉米，用石磨推成浆状，放在大木桶里发酵变酸，便于长期保存）。在村干部家草草填了一下肚子之后，我们便趁着晚上农民收工在家的时候挨家挨户开展征收工作。为了按时缴款，大多农户倾其所有。在第五个晚上我们找到一直没有缴款的老蔡。高山的寒气使这里的人们很早就进入了冬天，我们烤着柴火，说到税收政策的严肃性、强制性.......老蔡有气无力顺从地回应着。最后他带着反驳和无奈的口气历数了交不起税费的原因：“这里山高一丈，水冷三分，地无三寸土，路无一脚平，庄稼是天干有一半，雨涝不见面。妻子长年害病要吃药、娃子读书要学费、平时吃盐要靠几只鸡子下蛋，这几年家运不好，妻子多病、六畜不旺、猪也养不成。你们要钱，我家仅有的几只鸡给你们逮去算了……”夜已经很深了，送走村干部,我们留宿在老蔡家，一行四人挤在一张炕上，屋里异常的潮湿阴冷，隔着竹篱笆的里屋，不时传来老蔡的妻子病痛的呻吟和老蔡阵阵的长叹。不知过了多久，一阵凄厉的鸡子哀号把我从梦中惊醒，只见老蔡赤身快步向屋檐下的鸡笼奔去，我们也紧跟着跑了出来。原来是因为我们的到来，老蔡竟忘了堵住鸡笼的门，两只母鸡被黄鼠狼咬死了。他把被咬死的母鸡和幸存的公鸡放在睡觉的床边，妻子看着还在滴血的鸡十分悲伤地说：“咋偏把母鸡咬死了！”一阵忙乱之后，当我们再次入睡，静静的深夜里，只剩老蔡妻子轻轻的抽泣声。 

　　第二天一早，在老蔡的再三挽留下，端起盛满酸浆巴的碗，我们无语地吃着，那顿浆巴里没有调红薯的早餐是他家待客的盛宴。临走，老蔡把那只幸存下来的公鸡装进蛇皮带里,说：“你们说算几斤是几斤，也没有秤称，算今年的税还是抵陈欠的都行。”我接过口袋，放掉那只公鸡，把那两只沾满血的母鸡塞进袋里，掏出几十元钱，塞给老蔡的妻子，说：“这鸡我买了！”那一瞬，老蔡眼圈发红无语，其妻泪如泉涌。 

　　在回单位的路上，我心中的悲苦凝固如铅，收了几天，不足两千元，分、角却占了大半，十元的票面很少，这些钱像是从干竹子里榨出来的油。我们的到来对这本来十分贫穷偏远的小山村来说可是雪上加霜，我想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会有不少家庭因家无分文而菜里无盐、夜里无灯。 

　　随着农村税费改革的全面实施，结束了农民种地交税的千年历史。从向国家缴税、向集体缴费到“多予、少取、放活”，国家对农村政策进行了大量调整，不但取消了农业税等税收，而且还不断加大财政对三农的投入，我所在的乡镇每年各种支农、兴农、惠农资金达几百万元，是税费改革前农民上缴税费总额最多年份的好几倍。老蔡所在的后背沟村进行了整体迁移扶贫，他在2003年终于搬出了那交通闭塞、生产生活条件艰苦的深山。现在随着农业税取消和直补政策的落实，农村干群关系不断改善。当我们进村入户发放各种惠农补贴时，农民戏称我们是“财神爷”。我们深知国家的好政策还得靠我们这些基层的同志来落在实处，工作中自然不敢有丝毫的懈怠，小心慎微，惟恐因马虎而使政策执行走样，亏待了曾经为社会发展做出了重大牺牲的农民兄弟。 

　　（中国财政2008.09半月刊总第51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