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龙江 

　　湖北省从2004年起，对所有提供商品粮食的农民给予直接补贴,实行“谁多提供商品粮就多得补贴”政策，粮食补贴资金由乡镇财经所负责兑付。我亲历了赤壁市第一次为农民发放粮食补贴的全过程，至今难忘。 

　　2004年6月的一天，我和所里的何主任及出纳小周一起到柳山村发粮食补贴资金。这是市里首次为农民发放粮食补贴，领导非常重视，听说王市长要亲临指导，电视台还要录像向全市播放。 

　　在村主任的安排下，我们在村委会临街的一间房子窗前摆了两张桌子，放好粮食补贴发放表，等候前来领钱的村民。好久不见一个人来，偶尔有人从村委会门前经过，对贴在大门边的领款通知也只是好奇的看上几眼就走了，对我们窗边的“粮食补贴领款处”视若无睹。 

　　何主任见状就问村主任：“这半天也不见一个领钱的人来，你们是不是没有通知到？”村主任是个老实人，见何主任这么说，忙解释道：“昨天我们不但上门一家一户都通知到了，今天早上还在村里的广播里播了两遍，要不我再去播一遍。” 

　　不一会儿，隔壁的广播室里高音喇叭响了起来，估计两里地都听得到。 

　　好一阵，村主任才进屋，见还是没有人来，有些不好意思：“现在农忙，大家可能都下地干活去了。要不，我先来？” 

　　我忙道：“可以呀，你可是我们市第一个领取粮食直接补贴款的农民，说不定还是全省第一人，这可是有历史意义的。” 

　　村主任一脸不信：“真的？我们种地还有钱领？” 

　　我差点晕倒，连他都不信，其他村民会信吗？我忙从花名册上找出他的名字，把金额和他手中“农民负担卡”上的田亩数核对无误后，让他签字，出纳小周赶紧把钱递到他手上。 

　　我看到村主任接钱时手都抖了，差点没拿稳，想见他内心的激动。这个村是我前年包的村，对他家的情况我十分熟悉：这个才四十多岁的人让生活的重担压得腰都弯了，两个孩子读书一年花销上万元，农业税、教育附加、计划生育、排渍等费用加起来摊到每亩差不多150元，而实际每亩纯收入不到250元，遇上灾年更少。他又是村主任，每次我去收税他都是硬着头皮拿，我知道他不容易。听说为了俩孩子读书他借遍了所有亲戚，甚至还给人下了跪。望着他兴奋的、好像变年轻了一样迈着轻盈的步子走向村里的背影，我不无感慨：但愿我们农民兄弟的日子从此好起来！ 

　　一会儿，在村主任的带领下，领钱的村民一群接一群涌来了，村主任和何主任忙着维持秩序，让他们排好队，一个个来。大家一边排队，一边议论纷纷：“这真是盘古开天辟地第一回啊！”“这好日子真要来了！” 

　　这时，一辆小车停在门前，王市长从车里下来，后面跟着电视台的记者，村主任忙迎上前，并汇报着发钱的情况。王市长来到队列前对村民们说：“大家相信中央的政策是真的了吧，不知大家有什么感想呀？”二组从不怯场的熊长青说：“一个字‘好’！不过，我得给中央提点意见。”我心里一惊，怕这家伙口无遮拦。 

　　王市长倒不在意：“什么意见，你说说看。”熊长青说：“中央给农民种田发钱，市里又收农业税费，一进一出，麻烦！不如你们把账一算，两下一相抵，各不找各，省得你们两头跑，我们还误工。” 

　　王市长笑着说：“提得好。俗话说，荞做荞打、麦做麦割。我们现在做的就是这么一件事。中央的惠农政策要落到实处，大家该交的税费还是要交。请大家相信，政策会越来越好。今年就可以凭你们手中的粮食直补卡直接抵交农业税。只要大家多种粮、种好粮、不抛荒，说不定哪天取消了农业税，还发钱给农民的日子都有！” 

　　熊长青说：“那我赶紧回去烧高香。”大家都笑了起来。为了不耽误发款，中午饭我们都没有去吃，一直到晚上8点多才发完最后一个村民。这一天忙完了，虽然有些累，但心情是很好的，只是感觉直接发钱这种方式有些麻烦。（事实上，第二年，省里就实行粮食补贴发放“一卡通”了。） 

　　熊长青的愿望也很快实现了。2005年，湖北省取消了农业税，国家的惠农政策也从粮食直接补贴逐渐扩展到农机补贴和综合补贴等，农民的生活日新月异的变化着。 

　　（中国财政2008.11半月刊总第520期） 

　　还是应该上收县管 

　　王云奎 

　　2002年之前，我所在县的乡镇教师工资都由乡镇财政发放。记得我担任县财政局长的第二年，拖欠教师工资问题日益突出，上访事件不断发生。为此，我焦急万分，特别是得知有的地方竟敢挪用教师工资款时，气得拍了桌子。想来想去，要解决这个问题，还得从要害着手。于是，主动向县长汇报，请求领导亲自主抓。实际上，对于拖欠教师工资问题，县领导情况摸得更细，心里比我更急。很快，政府发了红头文件，对教师工资发放提出了具体要求。情况逐渐有了好转，反映信少了，直接找上门来的也少得多了。我终于松了一口气，一度焦躁的心情平缓了许多。可谁知事实并非如此。 

　　这一年的教师节快到了，上级安排检查教师工资发放情况，结果使我大感意外：全县教师工资拖欠竟达500万元。也就是说，每一个教职工至少有四五个月没有领到工资。有的老教师已经去世好几年了，学校的账上竟然还有拖欠他的工资……那时候，公职人员都是低薪制，教师的工资也不高。但这不多的收入却是许多家庭维持生计的指望。我也当过民办教师，更能体会到教师的不易。于是，我暗下决心，非把这件事办好不可。 

　　经过上上下下多次讨论，县里决定从三方面抓起：一是乡镇党政一把手、县财政局局长、乡镇财政所所长具体抓；二是层层建立责任制，奖罚兑现；三是县上帮助乡镇解决资金困难，县上确有困难资金调度不开时，允许乡镇多种方式筹措，县财政贴息。县上还特别提出，能够想方设法消化以前陈账的予以重奖。我当时的想法是，无论如何再也不能发生新欠，陈账还的越多，教师们的心也就越踏实，自己也会心安一些。我当时把这些也认做了改革，并且相信，这样抓下去一定会大有成效。 

　　“改革”措施一出台，我就跟踪检查，以便发现问题及时纠正，甚至不惜与财政所长们翻脸。可是，新欠仍旧出现，甚至有不断增加的趋势。我陷入苦闷之中。就在这个时候，县人大的一位副主任提出了将教师工资上收县管的想法，并且经过深入调研形成了调研报告。听说这种情况，我首先想到的是，如果教师工资上收县管，一旦不能按时发放我这个财政局长就要首当其冲承担责任，同时，将22个积极性（全县21个乡镇加县财政局）变成了一个积极性（县财政局），解决问题的难度只会加大而不会减少。这种畏难情绪使我十分排斥上收县管的提法。于是，我几次三番找县长“论理”，要求坚持原有做法。县长听后笑了笑说，“那就先继续这样吧。但有一条，必须保证不出问题。”现在回想起来，县长之所以听了我的意见，只是想再给我一个认识提高的机会。果不其然，之后，新欠不但不断增加，还出现了新的问题：由于县上无法从源头上掌握信息，监控体系不健全，一些单位屡屡发生虚报冒领工资事件。于是，我终于认识到，改革必须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而所谓根本，就是县乡财政体制。具体到教师工资问题，还是应该上收县管，像公务员一样上卡发放。 

　　经过一年多的摸索和实践，我终于从“岔道”回到正路上来了。局里组织了强有力的班子，对教师工资上收县管以及相应的县乡财政体制问题进行了深入调研，很快提出了具体意见和办法，经县委、县政府讨论后，以县政府文件下发执行。之后，全县的教师工资再没有发生新欠，陈账也逐年减少。半年后，中央和省财政部门也先后提出了教师工资上收县管的要求。我们的做法得到了省领导的充分肯定，省财政厅还专门发文向全省推广，财政部的《简报》也刊登了我们的情况。 

　　如今回顾那段经历，我感到可总结的经验和教训很多：财政事关国计民生，财政改革更是涉及千家万户，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因此，必须抓到关键和要害。而对于掌握一定权力的人来说，在涉及改革的问题上，要尽力“去我”，努力达到“无我”的境界。否则，就可能成为改革的阻力，干扰改革顺利进行。在回顾财税改革30年历程的时候，回忆起这段往事，警醒自己在改革的浪潮中要时时把握正确的方向，也希望对正在为财政改革辛勤耕耘的同仁们有所裨益。 

　　（中国财政2008.11半月刊总第52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