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光明 

　　乡镇财政是我国最基层的财政单位。改革开放以来，乡镇财政职能发生了深刻变化，由“取”变为“予”；由“收粮收税”变为“送钱送补”；由协助乡镇政府要钱要粮要命（计划生育）变为发钱发卡发证（计划生育补贴）；由国家财政之“腿”变成了农民之“家”……我过去长期从事乡镇财政工作，亲身经历了这场伟大而深刻的历史变革，真切地感受到了乡镇财政正在由国家收入的“吸水器”，变为服务农民发家致富的“幸福渠”。 

　　1976年，我毕业分配到一个基层财政所工作。记得那时财政所院内几乎天天冷冷清清，很少看到农民进出的身影；沉重的税收任务压得每个征管员脸上鲜有笑容，到村里征收税款有时遭受围攻和叫骂。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和国家及时采取了一系列减负政策，情况有所好转。1984年，我参加了湖北省委农工部组织的农村调查。被调查的1300家农户当年人均缴纳的税费只有14.17元。但是，80年代中期以后，部分地区的农民负担又渐渐加重，甚至愈演愈烈。2000年初，时任湖北省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的李昌平上书朱镕基总理，痛陈：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引起党中央、国务院和社会各界高度重视。当年底，我到该县的新沟镇三中村调查。20多户参加座谈的农民上年各项税费总额27231元，人均305.5元，亩均210元。全村450户有361户负债，其中，欠债万元以上的有15户。一位农民用充满酸涩的声音向我倾诉：“同志，我情愿去坐牢，也不愿意当农民呀。”我的心一阵颤栗。调查结束后，村民们千叮万嘱，拜托我一定要把农民负担情况反映给党和政府。当我离开村子时，20多位农民久久伫立在村口，用充满期待的目光送我离去。 

　　党和政府没有辜负广大农民的期待。“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在此之前的2000年3月，国务院下发了《关于进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的通知》，标志着我国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正式启动。2002年，试点在全国20个省、市、区铺开。2004年，除烟叶以外的农业特产税取消，并开始逐步降低农业税率。2005年，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废止农业税条例的决定草案。2006年，农业税在全国范围全部取消。与1999年相比，全国农户2006年约减负1250亿元，人均减负约140元。同时，中央财政用于三农的各项支出不断增加，2006年达到3397亿元，比上年增长14.2%，全国粮食直补达到142亿元，比上年增加10亿元。2006年，我又一次到农村调查，广大农民对取消农业税表现出极大的感激之情。监利县一农户春节时贴了两副春联，一幅是“千年等一回，免征农业税”；另一幅是“开天辟地头一回，农民种地不交税”。 

　　随着农业税的取消，乡镇财政所的职能也发生了根本转变。湖北省咸宁市咸安区是全省最先启动农村综合配套改革并取得显著成效的地区，也是基层财政职能转变最典型的地区。我们在镇上看到服务三农的专业服务站点遍布全镇，有农村科技服务站、计划生育服务站等等。财政所的办公室内一排排木柜里整齐地摆放着全镇行政事业财务和各村收支账簿及支付凭证。全所六名工作人员分工负责五大类工作，包括镇村两级财务管理工作；惠农政策宣传及惠农资金发放，如粮食直补、良种补贴、综合补贴、油菜补贴、退耕还林补贴、库区移民补贴等，由财政所核对后造册，以一折通形式发放到各家各户；转移支付资金的管理及发放，其中，转移支付资金直接拨付到各村账户，五保户、优抚、贫困救助资金由财政所直接将现金发放到个人；“以钱养事”的监管，包括农技服务、水产服务、畜牧服务、文化体育广播科技服务监管；等等。财政所的工作人员说：“我们也是农家子弟，过去催粮催款，村民不欢迎，自己心里也不好受，现在可以多为村民做些实事，很有成就感，干劲也更足了。” 

　　穿越漫漫的时光隧道，跨越涛涛的历史长河，我仿佛看到柳宗元上书痛陈“赋敛之毒，有甚于是蛇者乎”的情景；仿佛听到白居易笔下“有吏夜扣门，高声催纳粟”，“回观村闾里，十室八九贫”的痛苦呻吟；仿佛看到王安石、张居正厉行新政为民减负却终归失败的憔悴身影；仿佛听到李自成横刀立马高呼“均田免粮”的粗犷吼声……但是，这只不过是历史的一声呐喊和愿景。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开创的改革开放伟大事业才真正带来了“三农”的巨大变化，也使乡镇财政开始逐步实现由“吸水器”到“幸福渠”的职能转变。相信，随着“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和谐社会建设的不断推进，乡镇财政必将更加大有可为，中国农村的前景必然更加灿烂美好。 

　　（中国财政2008.11半月刊总第52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