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淑玲

　　我生在农村，长在农村，虽然现在成为一名基层财政干部，但关注点从来没有离开过那片生我养我的热土。 

　　记得父亲是村里耕地打场的好手，母亲勤俭持家也是村里数得着的，但即使这样我们家在改革开放前还常常寅吃卯粮，像我们那样的家庭也不在少数。农村实行“包产到户”后，农民的身份发生了变化，由集体经济组织内的劳动者转变为相对独立于集体经济组织的农业生产经营者。此时，农业税开始与农民的直接利益挂钩。无论是交给国家的税收，还是留给集体的村提留、乡统筹，都需由农民个人自己支付。农业税开始由生产队统一支付的隐性化，变成农民个人支付的显性化。尽管农民此时已经成为农业税的直接承受者，但是快速增长的收入状况使得他们对农业税的体会并不深刻，农民不但感觉不到农业税的负担，反而对交农业税还有些欣欣然。我们村是在1982年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第二年，乡亲们打的粮食除了交给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的全是自己的。看着家里堆得像小山一样的粮食，我的父母甚至做梦都在笑，全然没有农业税负担之忧。当时的农业税是以交公粮的形式交纳的。记得有一次交公粮，恰逢星期天，我跟父母一同早早去了镇粮管所，交粮的队伍已排出１里多路。轮到我们后，验粮人从袋子里用手抓些粮食，先看质量咋样，眼观合格后，用牙咬几颗测粮食干度，合格后发一张身份证大小的纸条，上面写着哪村哪队交粮人姓名，多少袋多少斤（估计数量），然后，我们跟着前面的人按顺序把纸条递给看管风车的人抬粮过风，过完风把麦子装进木槽后，粮管所看秤的人先看纸条，再抓粮食重验，合格后过秤入库，父母和村邻抬着近一百五十斤重的槽，踏着四五十度斜坡的木板到粮堆上倒粮，倒完粮取上票据后已近正午，又饥又渴，疲惫不堪。就算是这样，父母依然是乐呵呵的，心中充满了对党和国家新政策的感激。 

　　自1985年农产品购销体制由统购统销走向“双轨制”始，交公粮开始逐渐成为农民的一种负担。记得中考前夕，同村的强子卖麦子回来，走到村头就大声喧嚷：下辈子做牛做马也不做农民，当农民卖个麦子都难。原来，他家里“多收了三五斗”，粮店工作人员就刁难他，总是以麦子不够干为由拒收，排队排了两三天，麦子还是没卖了。　　

　　在这一时期，农民负担可以分成两大块：常规负担和非常规负担。常规负担主要包括农业税、农业特产税、牧业税、屠宰税等农业税收以及“三提五统”、“两工”和各种行政事业性收费、政府基金或集资。非常规负担即乱收费、乱集资和乱罚款。从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特别是到了后期，农民非常规负担普遍出现恶性膨胀，并呈愈演愈烈之势。“撂荒”和“民工潮”、“拖欠民工工资”也成了这个时期的高频词汇。 

　　从2000年3月开始的农村税费改革进程来看，首先是清源正税，然后是降低农业税税率，最后废除农业税条例，釜底抽薪地消除了农民负担产生的制度基础。我常年在基层从事财政工作，作为农村税费改革的见证者，明显地感觉到了新一轮农村税费改革推进速度之快，波及面之广，触动层次之深，已经远远超出了预想和期望。自2006年1月1日，九亿农民彻底告别了在漫长的农业社会里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皇粮国税”。粮食连续两年较大幅度增产，农民收入较快增长，农村税费改革取得重大成果，社会事业进一步发展，农民心气顺了，发展劲头足了，干群关系明显改善。这些都是多年来不曾有过的。 

　　自2004年中央出台“让公共财政覆盖农村”的政策后，公共财政支持“三农”的力度明显加大。财政在支农专项补贴、农业综合开发、农村基础设施投入以及推进农村基本公共服务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而且每年都在加大力度，每年的投入资金都在大幅度提高。尤其近年来，财政不断加大对农村教育、医疗、卫生和文化等农村社会事业的投入力度，以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全面发展。农村义务教育已全面纳入财政保障范围，2007年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已经扩大到全国86％的县，农村水电路气等基础设施建设已基本完成，同时在全国农村全面建立了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县乡两级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也已经初步形成。此外，按照“十一五”规划，新增教育、卫生、文化财政支出也将主要用于农村。 

　　从此，无论晴天、雨天，再也不用担心家乡的路况；“一池三改”的实施，改变了家乡的脏、乱、差现象；自来水、天然气通了，好多人家还安装了太阳能……我的心里有说不出的惬意，越来越乐意回老家了。每次回老家都能听到一些新鲜事：谁谁家的媳妇多少年的风心病，终于作了手术，花了几万元，新农合给报了一半还多；谁谁家的二小子，在外打工几年自学成才，竟然找了个大学生媳妇；谁谁家买了一台联合收割机，国家竟给补贴了1万多元 …… 

　　作为财政人，在取消农业税前，我回家最怕见乡亲。每次见到他们，他们总是问：“你在财政干，能不能让我们少交点税？”还有的干脆说：“你们财政就知道收税，收完这税收那税。”还有好多当老师的同学，每次都要问：“我们的工资啥时由财政统一发放？”现在好了，不但农业税取消了，农民每年还能得到各种补贴，乡镇教师的工资也通过转移支付由财政统一发放了。现在每每见到他们，他们都会幽默地说：“‘财神爷’是不是又给我们送钱来啦!” 

　　尽管近年来公共财政对“三农”的支持力度很大，成就很突出，但毕竟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历史欠账太多，要根本改变农村发展的落后面貌，显然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作为基层财政人，我欣喜地看到国家也正在朝这方面努力。2005年，中央财政开始实施“三奖一补”的激励约束政策来缓解县乡财政困难；自2006年起，大力推进以乡镇机构改革、农村义务教育管理体制改革、县乡财政管理体制改革为重点的农村综合改革试点，建立精干高效的农村行政管理体制和覆盖城乡的公共财政制度，具备条件的地方推进了“省直管县”试点；2007年，十七大强调要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构建和谐社会，要求政府完善公共服务体系，促进劳动力要素合理流动和素质提高……这一切的一切，让九亿农民真正看到了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曙光。 

　　（中国财政2008.17半月刊9月5日出版 总第52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