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9月3日 来源：《中国财政》

　　6月25日，记者一行从山西太原驱车来到了昔阳县大寨村。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大寨村门楼，在绿树掩映下，门楼上“大寨”两个红色的大字厚重而醒目。我们怀着崇敬的心情登上了虎头山，眺望郁郁葱葱中的大寨新村，参观了由郭沫若题写馆名的大寨展览馆，重温了大寨历史和大寨精神。然后来到了大寨集团公司大楼郭凤莲的办公室，在这里我们见到了闻名已久的昔日“铁姑娘”队队长、六届全国人大代表、大寨村党总支书记郭凤莲。

　　“今天我就谈谈大寨与财政吧!国家财政是国家的钱，大寨过去一直是通过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多给国家交公粮挣来钱搞发展。我理解，没有像大寨这样的60万个村，也没财政。没有财政，也没大寨。财政与农村从来没有脱离过，尤其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以来，更感到财政对农村建设的支持与帮助，财政与农村的关系更近了。”刚一落座，郭凤莲就直奔采访主题。几乎与共和国同龄的她，看着要年轻许多，虽历经风霜，却依然有着当年“铁姑娘”的风采，朴实干练，说话铿锵有力。

　　“大寨是大寨人汗一滴泪一滴，白天晚上干起来的”

　　“新中国成立70年来，国家从贫穷走向富裕再走向强大，我也是见证人。曾经大寨是全国农业建设的一个标杆，一提到农业就想起大寨，一提到工业就想起大庆，这是历史上留下来的财富。”生长于斯、奋斗于斯的郭凤莲，对大寨有着特殊的深厚情感。

　　1964年12月，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周恩来总理做《政府工作报告》时提出：大寨大队所坚持的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的原则；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爱国家、爱集体的共产主义凤格，都是值得大大提倡的。1966年8月，《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传达毛泽东主席关于 “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人民学习解放军”的号召。从此，大寨成为全国农业战线上引人注目的一面红旗，全国掀起了学大寨的高潮。

　　“那时的大寨真是穷山恶水土地薄，全部耕地散在七沟八梁一面坡的地方。很多土地都在山坡上荒着，简直是荒凉透顶。”郭凤莲说小时候也曾抱怨过命运的不公，但老书记陈永贵每天给年轻人“上课”：现在好好干，将来社会主义是“玉茭面儿吃饱肚，穿衣不会露了肉；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点灯不用油，耕地不用牛”。

　　1953年初，大寨成立了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提出“十年造地规划”，向大寨的穷山恶水宣战，开始农田基本建设。“要想多打粮食，就得修土地。”狼窝掌沟过去是万丈悬崖、野狼出没的地方，陈永贵带领大家要给它来一个脱胎换骨的改造。1955—1957年连续三年冬天，全村人变“冬闲”为“冬忙”，在狼窝掌沟垒石坝造梯田。为了节约时间多干活，村民们“早见星，晚见灯，早饭午饭不回村”。那会儿冬天特别寒冷，早上把饭挑到地里，已经冻了薄薄的一层冰，他们愣是“把饭吃到肚子里，慢慢去热。”就这样第一年修了20多亩梯田，不到半年，雨季来临，被山洪冲垮。第二年修梯田仍以失败告终。陈永贵不服输，苦苦思索，由拱形窑洞顶和拱形石桥想到将狼窝掌沟的石坝都建成拱形模样，让“弓背”朝向洪水冲来的方向。第三年建起了拱形坝，还将石坝的基础挖到5米多深。开石头靠的是铁锤钢钎，运石头靠的是木棍、铁绳和双肩。就这样，将乱石滚滚的荒沟改造成了稳产高产的海绵田，狼窝掌沟100多亩地产的粮食足够供大寨人吃，其他六条沟耕地产的粮食全部卖给国家。如果有人问什么是大寨田，大寨人就会自豪地说:“大寨田就是辛苦田，没有辛苦哪来的甜啊!”

　　1963年遭受的毁灭性洪涝灾害是每个大寨人心头不可磨灭的创伤。“139亩梯田全部被冲光，41亩庄稼苗淹没在泥水里。全村89户人家，78户房倒窑塌，没地方住。”郭凤莲仍然清晰记得这些数字。

　　当时陈永贵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他还定了“三不要、三不少”，即不要国家救济粮、不要国家救济款、不要国家救济物资；当年卖给国家的粮食不少，分给社员的口粮不少、集体的库存不少。那时的劳动场景，郭凤莲历历在目。“我们白天修土地，晚上加班修房子，叫‘日战大寨田，夜战新农村’。107个劳动力，白天晚上地干，没用几年时间就把大寨全部恢复起来了。即使在这样的大灾之年，大寨仍然夺取了粮食的丰收。”1963年，大寨粮食总产量达到42万斤，亩产达到742斤，仅比上年减少4％，卖给国家的粮食达到24万斤，超出给大寨的20万斤任务，社员的口粮达到400斤，都没少于上年，全村的综合收入比上年还略有增加。

　　“我认为，大寨是大寨人汗一滴泪一滴，白天晚上干起来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是大寨人的本分，爱国家、爱集体是大寨人的共产主义风格。”郭凤莲说，“当时就是上上下下一股劲，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没想过向财政要钱，只知道要多卖粮给国家”

　　“1980年以前，大寨没有伸手向国家要过援助，这是实实在在的话。我们不知道什么是财政，也不知道去找财政，陈永贵不懂，我郭凤莲更不懂。我只知道卖给国家粮食，多作贡献，就能多挣钱。”郭凤莲真诚质朴的话语令人动容。

　　1973年，郭凤莲接替陈永贵当了大寨村党支部书记。“我当了8年书记，也不知道哪些钱是应该向国家要的，只是知道卖粮可以挣钱。后来卖到40万斤粮食，玉米由过去的8分钱涨到几毛钱一斤。我1980年离开大寨时，卖粮的钱除了给老百姓分配，每人分了1块5毛钱，还结余11万元。那会儿生活很节俭，不论是集体还是个人，能省则省，花1分钱都感觉心疼得不得了。”

　　1978年，大寨在玉米地里套种了460亩小麦，光小麦就收了15.7万斤。“大寨人从来没见过这么多小麦，从泥土里把小麦背回去，一点儿都舍不得丢下。咱女同志心细，我就想，今年能不能给大家多分点粮食。”过去，大寨每人每年只能分2斤半小麦，一直是把细粮多卖给国家，粗粮留给自己。“我私下和几个主要干部商量，人口粮分20斤，劳动日粮再分20斤，一共40斤。我请示老书记陈永贵，他没有表态，却特意回到大寨村，开了一晚上社员大会。”郭凤莲讲述了这一情景。陈永贵说:“咱们现在过这个光景，是一点一点省出来的，有的人是有米一顿、有柴一灶，根本不想着勤俭节约，把勤俭节约忘得干干净净!”会后，郭凤莲等人又找到陈永贵。“最后是人口粮加劳动日粮每人分了20斤，剩下的全部卖给了国家。”郭凤莲感慨，“20斤小麦，在那时也不简单!”

　　郭凤莲回忆说，为响应毛主席提出的1980年实现全国农业机械化的号召，中国科学院选择了大寨等地作为项目试点，国家给了50万元试点经费，成功研制了适应于山区作业的农机具，由试点组作价优先转让给大寨。这在社会上引起误解，有人质疑“大寨要国家的钱”。“为这个事，我专门去找邓小平副主席。他把我叫到家里，还请了陈永贵，说了1个多小时。邓小平副主席说，应该实事求是，不实事求是往往要毁掉人的。你现在不要回避它，让争议争透，让人家把话讲完，不要就事论事，最后总要水落石出，有真相出来。我对大寨是肯定的，大寨是大寨人干出来的，我去了两次大寨，曾经我在全国学大寨的会议上讲，如果中国的粮食都像昔阳大寨这样，我们不仅够吃，而且粮食都没地方放。我们的农业就得靠大寨精神，但有些地方没有学到大寨精神的本质，就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而是不管条件是否一样都学大寨的做法，把学大寨扭曲了。把这都埋怨到学大寨本身是不对的，大寨本身和学大寨要分开。”说到这段，郭凤莲不禁提高了声音。

　　“财政给的钱，咱心里头都记着呢”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大寨与郭凤莲都走到了命运的转折点。郭凤莲于1980年12月离开了大寨，不再任大寨村党支部书记。直到1991年11月，在大寨人的殷切期昐下，郭凤莲以昔阳县县委副书记、大寨乡党委副书记和大寨村党支部书记的身份回到了大寨村，开始带领老百姓“二次创业”。

　　“那时改革开放已经10年多了，我也在报纸上看到一些农村的变化，比如有的搞企业、办工厂，我就组织大寨部分干部去江苏华西村、天津大邱庄等地取经，解放思想。华西村吴仁宝书记对我说，要想发展大寨，现在跟过去不一样。过去是不要国家的钱，也不借银行的款；现在首先要找到银行贷款，找到财政要钱。”在华西村所在的华士镇帮助下，大寨办起了羊毛衫厂。因为没有流动资金，郭凤莲就向昔阳县财政局借了20万元。“是借，可不是要。”她强调说，“当时要求最多1年必须还了，开始担心还不了，结果1992年还上了。还了财政，又没钱了，这才知道去银行贷款，我在银行贷了20万元。就这样办起了羊毛衫厂，后来把银行的款也还了。”有了钱后，郭凤莲给陈永贵修了墓，还给村里的老人每人发了20元养老金。“从那时发到现在，月月发，现在村里60岁以上老人每人每月发200元，70岁以上老人每人每月发300元养老金，都是这么‘滚雪球’滚过来的。”

　　大寨煤炭资源丰富，郭凤莲带人跑到山东、上海、河北等地的电厂、水泥厂卖煤。后来在省里办了证，在阳泉市租了12个货位，开始卖煤。“不仅是为大寨卖煤，也是为昔阳卖煤。当时山西的煤卖不出去，卖出去还给不了钱。所以要收煤、卖煤，再去电厂要钱，喝不醉拿不回钱，用煤炭挣回的钱建设大寨。”她的笑声中满是创业艰辛与无奈。“我算了算，这28年通过办企业建设大寨，投入差不多有9000多万元，快上亿了，没有这么多投入，大寨建不成现在这样。”

　　看到年轻人去打工、老年人干不动，村里快没人种地了，郭凤莲就想怎么能保住大寨的梯田呢，这可是历史的成果。于是，她贷款植树造林，退耕还林300亩，通过栽树把梯田保护下来。“要是没人种地，没人修梯田，早就塌了。”在植树造林过程中，她请省林业厅对大寨购买树苗给予支持，每年都能给10到20万元。“有人说，郭凤莲现在是正儿八经要饭吃，大寨过去可没有向别人伸手要过。我说这名声不太好啊，不过该‘讨’还得‘讨’，不给大寨‘讨’回来，咱就没有投入，就产不出来。”通过省林业厅、农业厅等部门，大寨得到了财政一些支持。最大的一笔款是修路款，省里给了120万元，修好了从县城通往虎头山的柏油路。“财政给的钱，咱心里头都记着哩；要是财政临时支持的钱，一定要还，想办法连本带利一起还。这些年财政对大寨逐步加大支持力度，比如兴建新的水利工程，财政给多少，我们配套多少，都是按国家政策来。”

　　“大寨走过改革开放40年，我觉得还是以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为主体，这是正路。我们一直坚持着这一本分。能不要尽量不要，能自己干的尽量自己干。”郭凤莲语气很坚定。

　　“三次创业要把握住乡村振兴这一主旋律谋发展”

　　上世纪九十年代，在郭凤莲的带领下，大寨先后建了制衣公司、水泥厂、酒厂、农牧公司、旅游公司、核桃露厂、煤炭发运站等，以“大寨”命名的酒、醋、面粉、杂粮、核桃露等产品纷纷上市。到1997年，大寨村生产总值已达到5000万元，2002年达到1亿元，2008年达到3亿元，2010年超过10亿元。郭凤莲说:“那个时期，大寨村是纳税大户，最高达到过3700万元。”

　　相比“二次创业”时的辉煌，郭凤莲也坦言:“在转型发展过程中，挣钱没有前些年容易了。”党的十七大后，大寨带头关停了小煤矿。“咱们任何时候都要和党中央保持一致，关了再清账，赔了的话再发展其他产业偿还国家。水泥厂等企业都关停以后，大寨的总收入大概减少了2/3。”2017年，大寨经济总收入3.4亿元，人均纯收入2万元。

　　目前，大寨在朝着建立农产品加工等轻型企业方向转型。“我认为不一定要把企业都建在自己的大门口，可以通过联村、联产业等方式慢慢发展，单独办企业确实比较难，不能光靠自己，胆大也不行。下一步要想办法把大企业请进大寨，让大企业带动村办企业、带动小企业，这是一条长久之路。”

　　旅游业也是大寨经济转型发展的一大主导产业。大寨旧村，当年集体统一修建的“车厢式”靠山窑洞将改造作为民宿，新起的一排排二层小楼很多已开起了农家乐；虎头山上，山势峻秀，松柏葱郁，不仅有大寨森林公园，而且有见证大寨人战天斗地的人文史迹。2017年，大寨景区旅游人数达到50万人，旅游总收入达到6000多万元，旅游产业已进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郭凤莲说:“我感到发展旅游业，不一定全是为了收入。大寨应该是以教育和传承为主题。大寨的门票一直都没有提价，够管理费就行了，老人、孩子、解放军来了全免费。来的人更重要的是了解大历史、体味大寨精神。当然，现在通过旅游，带动了村里每一户人家，但是我跟他们讲绝不是为了多挣钱，而是为了把光辉的历史传承给后人。”

　　经济的高速发展，让大寨人有了更高的追求，提出了“第三次创业”目标。“我们提出‘三次创业’，就是要落实新发展理念，把握住乡村振兴这一主旋律谋发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不能把大寨的历史丢掉，而且要讲科学发展。对社会，对人民有利的咱们就干，有害的就不干。该保护的就保护，该修复的就修复，该新建的就新建。要把大寨的历史保护起来，在新的发展过程中再发展产业，通过产业再带动农村的积极发展。”郭凤莲说。

　　“人民选我当代表，我当代表为人民”

　　20多岁时，郭凤莲就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四届、五届、十届、十ー届、十二届、十三届……如今，70多岁的她已经是六届全国人大代表，履职26年。她说，因为自己一直在农村，所以只要有场合，她就要为农民讲话。她提的建议都是“三农”方面关系农民切身利益的热点和难点问题。

　　“我看我提的建议有不少也转到财政部了，这些年中央部门解决了一些问题。当然不是我一个人提的，全国还有很多人大代表也提出同样的问题，这些建议都是人民群众的心声。”郭凤莲列举道：土地修复、农村小型水利工程维修、农田维修、秸秆还田、开矿修法、农业机械研制、农村饮水安全、农村垃圾处理……

　　老百姓反映强烈的问题，经过认真调研，郭凤莲都往上提。“今年，我提了一个关于农村老医生的建议。农村老医生的待遇太可怜了，在山西每人每月不足100元，全国好多地方还没有补贴。那时候乡村医生、赤脚医生在村里治病救人，现在老了没人管了，而且不少人背上药箱还在继续为老百姓治病呢，没有什么收入，就靠孩子们养活，我都感到可怜。”

　　今年全国两会，郭凤莲提了5个建议。“现在晋中平原地带农业生产使用的都是大机器，可是丘陵地带不行，全得靠人工，农民费很大的劲儿，产量还不高。我就建议能不能在农机这块给点政策，建一个资金补贴平台，解决一下丘陵地带机械化难的问题。”山西紧挨着内蒙的地方也有草原，比如朔州市右玉县，郭凤莲建议将其列入国家草原修复政策体系。“因为草原的补助比山区的补助高，这样发展畜牧业就有了保障。”

　　谈起履职生涯，郭凤莲说:“作为全国人大代表，履职就不仅是站在大寨这个位置上。人民选我当代表，我当代表为人民。我认为，作为代表，一个是要参加调研，有目的调研，以此反映实际情况；再一个是在平时工作中，适当把代表的责任兼起来。比如来大寨的客人多，我接触的人也多，能听到不少老百姓的建议。针对一些建议我再通过不同途径、不同场合进行调研。当代表也不是容易的事，责任很大。要对自己的建议负责，不能不管什么建议为了凑数都提上去，一定要有质量!”

记者 李颖 韩璐 特约通讯员 薛朝阳 李贺 张晓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