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3月8日 来源：中国财经报

　　3月7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新闻中心举行记者会，财政部部长肖捷，副部长史耀斌、胡静林就财税改革和财政工作相关问题回答了中外记者提问。

　　财政收入增长7.4%印证经济质量和效益提升 

　　过去五年我国率先大幅减税降费，共减轻市场主体负担3万多亿元。在大力减税降费的背景下，2017年我国财政收入同比增长了7.4%，比2016年高出2.9个百分点。肖捷指出，这种现象恰恰印证了我国家经济发展不仅出现了总量的扩大，而且实现了质量和效益的提升。

　　经济是财政的基础，财政收入状况归根结底取决于经济发展态势。一般说来，财政收入的态势是与经济运行态势正相关的。肖捷说，2017年我国经济总量已经迈上了80万亿元人民币的新台阶，同比增长了6.9%。经济活力不断增强，企业效益也不断改善，这是财政收入增长的基础条件，其中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PPI）上涨较快，直接带动了按现价计算的相关税收快速增长。

　　肖捷说，我国目前的税收是以间接税为主，税收收入对工业品的价格是比较敏感的，受其影响，对税收收入增长的变化也比较直接。近几年连续实施“放水养鱼”的减税降费政策，不断培植和发展新的税源，这为财政增收提供了源头活水。同时，去年国内外的需求也出现回暖，进口的商品量和价格都出现增长，这也导致我国的进口税收相应增加较多。

　　积极财政政策仍然保持了较强的力度 

　　根据政府工作报告，今年拟安排财政赤字2.38万亿元，赤字率从去年预算的3%降至2.6%。那么，赤字率下调是否是意味着积极的财政政策会逐步退出？肖捷说，“尽管今年财政赤字率比上年有所降低，但是我明确告诉大家，积极财政政策的取向没有变。”

　　肖捷说，2.38万亿元的财政赤字和去年预算赤字规模持平，赤字率有所下降与中国经济稳中向好、财政状况不断改善是相吻合的。同时，赤字率下降也将为中国经济长远发展和实施有效的宏观调控留下更大的空间。

　　肖捷强调说，看一个国家的财政政策是不是积极，除了赤字规模，还要看这个国家财政政策在实施过程中是不是能够做到积极有效，是不是有利于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今年我国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仍然是保持了较强的力度。

　　第一，今年财政支出的规模仍然在继续扩大。今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规模将达到约21万亿元，按同口径计算比去年增长7.6%，高于今年预算收入6.1%的增幅，支出强度是不言而喻的。另外，还安排了地方政府专项债券13500亿元，比去年增加了5500亿元。同时，今年预算安排的中央基建投资也比去年增加了300亿元。

　　第二，今年减税降费的力度在继续加大，也是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应有之义。此举对于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激发市场主体的活力，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都至关重要。

　　第三，财政资金使用要聚力增效。在预算的安排上，优先支持打好三大攻坚战，重点支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保障和改善民生。同时，也要压减一些无效的和低效的支出，通过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更好地体现积极财政政策的聚力增效。

　　2018年减税降费规模将超1.1万亿元 

　　对于媒体关注的2018年减税降费政策，肖捷强调说：“今年减税降费政策的总体考虑，是用财政收入的‘减法’来换取企业效益的‘加法’和市场活力的‘乘法’，这是实施减税降费政策的核心要义所在。”

　　首先，继续改革和完善增值税制度，按照增值税税率三档并两档的方向，合理调整税率水平，重点是降低制造业和交通运输等行业的税率，支持实体经济发展。其次，实施个人所得税改革，包括提高基本费用扣除标准，增加专项附加扣除。最后，加大对中小微企业的支持力度，主要是统一小规模纳税人年销售额的标准，大幅扩展享受减半征收所得税优惠政策的小微企业范围，使更多的企业能够受益，并且考虑将创业投资和天使投资的有关税收优惠政策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同时，对企业新购入的500万元以下的设备和器具当年一次性在税前扣除。通过测算，实施上述减税政策，全年减税预计将超过8000亿元。此外，今年还要进一步清理规范政府性基金、行政事业性收费和经营服务性收费等，预计全年将减负3000多亿元。

　　“今年，财政部将创新体制机制，综合施策，继续营造更加有利于中小微企业发展和创业创新的良好环境。”肖捷介绍说，一是继续对中小微企业实施减税措施，二是继续推动缓解中小微企业融资难和融资贵的问题。如要进一步发挥政府投资基金的引导和带动作用。目前已经设立了国家中小企业发展基金和国家新兴产业创业投资引导基金。在此基础上，今年还要设立国家融资担保基金，完善普惠金融发展专项资金政策，进一步优化中小微企业的融资环境，对拓展中小微企业融资担保规模、降低担保费用成效明显的地区给予奖励，目的就是促进增加对中小微企业融资服务的供给。三是运用政府采购政策支持中小微企业的发展。可以通过采取向中小企业预留政府采购的份额、鼓励企业组成联合体投标等方式，进一步优化中小企业参与政府采购活动的市场竞争环境，更好地支持中小微企业发展。

　　对违法违规举债终身问责、倒查责任 

　　针对我国如何控制债务风险的问题，肖捷表示，截止到2017年末，我国政府债务余额为29.95万亿元，其中中央财政国债余额13.48万亿元，地方政府债务余额16.47万亿元，政府负债率为36.2%，比2016年的36.7%有所下降。按照这一比例，我国政府的负债率低于国际社会通用的所谓60%的警戒线，也低于其他主要经济体和一些新兴市场国家的负债水平。预计未来几年，我国政府的债务风险指标水平与2017年相比，不会发生明显的变化。

　　中国政府高度重视政府债务管理工作，特别是在新的预算法实施之后，连续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覆盖了限额管理、预算管理、风险预警、应急处置以及日常监督等各个环节，已经初步形成了地方政府债务的闭环管理体系。

　　“按照新预算法规定，发行地方政府债券是地方政府举借债务的唯一合法形式。”他说，“大家请注意，是唯一合法形式。”

　　2017年，财政部查处并公开通报了10批违法违规举债案例，处理了近百名相关责任人。“对于各类违法违规举债问题，我们的态度是坚决的、明确的，也就是发现一起，要查处一起、问责一起。”肖捷说。

　　他表示，下一步，我们将继续采取“开前门”和“堵后门”并举的措施，进一步规范和加强地方政府债务管理。在“开前门”方面，考虑合理增加债务规模，比如今年拟安排地方政府专项债券13500亿元，比去年增加5500亿元。同时，合理确定分地区的地方政府债务限额，稳步推进专项债券管理改革。在“堵后门”方面，主要是严格执行预算法和担保法，从严整治无序举债乱象。坚持谁举债、谁负责，用通俗的话讲就是“谁家的孩子谁抱”，严格落实地方政府的属地管理责任，债务人和债权人依法合理分担风险。同时，将加大督查问责的力度，做到终身问责、倒查责任。

　　四大举措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 

　　2017年全国财政支出首次突破了20万亿元，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2018年全国财政支出将进一步增加到约21万亿元，如何切实把钱花好、用在“刀刃”上？

　　肖捷说，近年来，财政部在这方面进行了一些积极的探索，初步构建了绩效管理体系框架。下一步，将按照党的十九大关于全面实施绩效管理的要求，进一步加大工作力度，努力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提升公共服务的质量和水平。

　　首先，要健全绩效管理机制。全面设置绩效目标，将财政资金使用的绩效责任传导到各部门和各个预算单位，开展绩效执行监控，特别是加强事前和事中管理，对偏离绩效目标的要及时纠正；在年度终了之后，通过绩效评价对发现的问题进行整改。

　　其次，要逐步扩大绩效管理范围。目前的绩效管理还仅限于一般公共预算，准备把绩效管理范围逐步扩大到所有的财政资金，包括政府性基金预算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再其次，要强化绩效评估结果应用。也就是说，要建立绩效评价结果与预算安排和政策调整挂钩机制。对财政资金使用绩效突出的要给予大力支持，对绩效不明显甚至无效低效的资金要切实减少，目的是要进一步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

　　最后，要加强绩效管理监督。积极引入第三方机构和专家参与绩效评估，提高绩效评价的客观性和专业性。同时，加大绩效目标和绩效评价结果的公开力度，主动向全国人大报告和向社会公开，接受社会各界的监督。

　　肖捷说，提高财政资金绩效管理水平，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是一个永恒的话题。随着财政收入不断增长，支出规模不断扩大，财政部门将一如既往牢固树立勤俭节约和过紧日子的思想，在财政支出方面以绩效为导向，创新预算管理模式，努力做到少花钱、多办事、办好事。

　　央地关系改革将在教育、医疗等领域重点推进 

　　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是财税体制改革的三项重点任务之一，也是加快建立现代财政制度的重要内容。

　　肖捷说，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是建立科学规范的政府间财政关系的核心内容，同时也是政府有效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前提条件。党的十九大已经明确提出“建立权责清晰、财力协调、区域均衡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的要求，这12个字的内涵十分丰富。

　　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的划分改革，涉及的领域非常多，是一项庞大的系统性工程。推进这项改革，需要总体规划、统筹推进。2017年率先出台了外交领域的改革方案，今年又已出台了基本公共服务领域中央与地方共同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方案，为分领域推进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提供了引领。

　　肖捷说，今年将重点推进教育、医疗卫生、交通运输、环境保护等领域的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有力促进各级政府更好履职尽责，更有效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效率和水平，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正抓紧起草和完善房地产税法律草案 

　　对于媒体关注的房地产税立法问题，史耀斌指出，目前大多数国家都实行了房地产税制度，它的作用主要就是调节收入分配，特别是个人财富的集聚，起到促进社会公平的作用。同时，筹集财政收入，用来满足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需求。作为一个世界通行的税种，房地产税有着四个共性的制度安排。

　　一是所有的工商业住房和个人住房，都会按照其评估值来征税。二是在所有国家的房地产税制度安排中，都有一些税收优惠。比如一定的扣除标准，或者是对一些困难的家庭、低收入家庭、特殊困难群体给予一定的税收减免等。三是房地产税属于地方税，收入归属于地方政府。地方政府用这些收入来满足教育、治安和其他一些公共基础设施提供等这样的一些支出。四是由于房地产税的税基确定比较复杂，需要建立完备的税收征管模式，这样才能够使房地产税征得到、征得公平。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要适时推进房地产税改革，十九大报告也提出要加快建立地方税体系，这些都为房地产税改革作出了部署。史耀斌说，按照中央的决策部署，目前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财政部以及其他有关方面正在抓紧起草和完善房地产税法律草案。按照立法先行、充分授权、分步推进的总体思路，目前正在设计、完善，同时再进行论证和听取意见。

　　史耀斌说，我国房地产税制度设计会参考国际上共性的制度性安排的一些特点，但会从中国的国情出发来合理设计，比如合并整合相关税种，合理降低房地产在建设交易环节的一些税费负担等，使房地产税制度能够更加合理、更加公平，既能够起到筹集财政收入的作用，又能够起到调节收入分配、促进社会公平的积极效应。

　　此次个税改革有着多重内涵 

　　“各位记者朋友，大家都将是今年个人所得税改革的受益者。”对于个税改革计划，肖捷直截了当地说道。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要提高个税起征点，增加子女教育、大病医疗等专项费用的扣除，进行合理减负。史耀斌说，此次个人所得税改革有着多重内涵。

　　一是提高起征点，提高程度会根据居民的基本生活消费水平的变化来确定。二是个人所得税改革增加了专项扣除，这是前所未有的。此外，此次个人所得税改革还要完善个人所得税征税的模式。

　　史耀斌介绍，现在的个人所得税属于分类征收的个人所得税模式，这次改革会将分类税制转化为建立起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税制，这也是世界上通行的个人所得税的征税模式。具体来看，将一些劳动性的所得，比如工资薪金、劳务报酬、稿酬、特许权使用费等这些劳动性的所得，作为综合所得合并起来，然后再确定一个基本减除费用，再进行征税。

　　“这样做的原因就是能够更好地体现税收公平，体现调节收入分配的作用。”史耀斌说，接下来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的决策部署，加快启动税收改革方案，同时启动个人所得税的修法。

　　“相信通过建立和逐步完善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税制，提高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再适当增加专项扣除的项目，就能够使我们的个人所得税纳税人的税负更加合理，同时也使得个人所得税作为能够调节收入分配，促进社会公平的积极效应能够更好地把它显现出来。”史耀斌说。

　　加大支持和保障更好服务“一带一路”建设 

　　2018年是“一带一路”倡议提出第五个年头，“一带一路”建设正从理念转化为行动，从愿景变为现实，而且不断地取得丰硕成果。史耀斌介绍说，财政部作为一个综合经济管理部门，根据自己的工作职责，在资金融通和政策沟通方面为“一带一路”的建设架好桥、铺好路。

　　例如，2017年5月份，在首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财政部部长肖捷代表中国财政部与26国财政部的部长或代表共同核准了《“一带一路”融资指导原则》。26国遍及了亚洲、非洲、欧洲、拉丁美洲，表明“一带一路”倡议从资金融通方面已经得到了各国的普遍认同和参与。

　　史耀斌说，《“一带一路”融资指导原则》是在“一带一路”建设中首次就融资问题形成指导性文件，有利于动员多渠道资金解决融资瓶颈问题，开展各国财政部门之间的合作，积极意义正在不断显现出来。

　　又如，在去年5月份高峰论坛期间，财政部部长肖捷还和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亚投行、新开发银行等世界上最主要的6个多边开发机构签署了“一带一路”建设的合作谅解备忘录，这表明中国和多边开发银行一起共同努力，携手为“一带一路”建设进行融资合作。同时，也使这些多边开发机构能够在“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起到融通世界不同国家和地区发展的引领作用，是一个双赢的制度性、合作性安排。

　　史耀斌表示，今后会继续贯彻落实中央的有关决策部署，来加强支持和保障的力度，更好服务“一带一路”建设。

　　首先，从资金融通方面进一步落实或夯实已经取得的成就，在融资指导原则、合作谅解备忘录的框架之下，构建长期、稳定、可持续、风险可控的多元化融资体系。目前正在按照去年“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的成果，组建国际融资合作中心。其次，继续推进多边和双边的关税谈判，来推动自贸区的建设，务实推动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或地区进行对等的开放，做好与沿线国家已经签署协定的关税减让实施工作。最后，促进国际税收协调与合作，推动消除税收政策制定和实施中的税收歧视，鼓励和吸纳更多的国家和税收辖区参与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项目。

　　“这些工作都是我们目前已经进行和正在做的工作。”史耀斌说，财政部还会根据“一带一路”建设的不断发展，根据财政部工作职能，与时俱进，动态地安排工作部署，在“一带一路”建设中起到积极效应。

　　堵塞漏洞、加大查处解决扶贫资金领域违纪违规问题 

　　财政部副部长胡静林说，近年来中央财政对扶贫的投入是超常规的。2017年中央财政安排的专项扶贫资金达到861亿元，今年准备安排1061亿元，连续三年每年增加200亿元。同时，为了保证深度贫困地区能够同步脱贫，财政部也多方面筹集资金，2018年到2020年考虑增加安排深度贫困地区扶贫资金2140亿元，其中用于“三区三州”将达到1050亿元。

　　随着监管力度的加大，近年来扶贫资金领域违纪违规问题涉及的资金规模和比例是下降的，但是由于扶贫资金量大、面广、点多、线长，在一些基层和局部地区仍然还存在着挪用、挤占以及虚报冒领现象。

　　针对这些情况，胡静林说，主要采取两方面的措施：一是进一步完善制度，堵塞制度和管理上的漏洞；二是继续加大查处力度。从今年到2021年，每一年都将把扶贫专项资金作为检查的重点。对违纪违规问题，发现一起、查处一起、问责一起、曝光一起。

　　据胡静林介绍，2017年财政部组织对28个省的874个县的财政专项扶贫资金进行了专项检查，共追回了虚报冒领和挤占挪用的资金7.3亿元，对450人进行了问责，对其中15个典型案例进行了曝光。

　　三大财税举措支持乡村振兴战略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将“三农”工作的重心聚焦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上面，2018年中央财政在乡村振兴战略方面有哪些安排也是媒体关注的焦点。胡静林说，财政部将坚决贯彻中央决策部署，重点做好三方面的工作：

　　第一，多渠道筹集资金。乡村振兴离不开真金白银的投入，要建立健全财政投入保障机制，公共财政预算要向农业和农村倾斜，加快补齐农业农村发展的短板。同时，创新资金筹措方式，配合有关部门研究改革耕地占补平衡管理办法，建立新增耕地指标和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结余指标跨省域调剂机制。通过土地节约指标的跨地域交易来引导更多的资金投向农村，让农村有更多的人分享城市发展的成果。此外，还将发挥财政资金的引导作用，撬动更多的金融资源和社会资源用于乡村振兴，形成一个多元投入的新格局。

　　第二，按照乡村振兴重点任务精准发力。首先，要以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实施质量兴农战略，从而提高农业的整体竞争力。其次，财政支农资金要体现绿色生态导向，推动实现乡村可持续发展。对于贫困地区，乡村振兴当前首要任务是脱贫攻坚。因此将大幅增加扶贫资金的规模来支持脱贫攻坚。另外，还将在农村教育、卫生、医疗、社会保障方面增加投入，从而提高农民群众享受的公共服务的水平。

　　第三，加强资金监管。胡静林说，财政支农资金与农民群众的生产生活息息相关，一定要管好用好这些资金。一方面，要加强日常监管，坚决防范发生在群众身边的“苍蝇式”腐败。另一方面，还要全面实施支农资金绩效管理，让人民群众对资金如何使用、使用的效果心中有数，从而提高人民群众的获得感。

记者 张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