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得知4万元新农合补偿款被核批下来，孙文广心头乌云散去，眼里又充满了光泽。10年来，为给女儿治病，他卖了自家的房子，转让了承包地，一家三口租居在40平方米的平房里，天天祈盼女儿的病能好起来。巨额负债、艰辛度日，孙文广都能挺，因为新农合让女儿的治病钱有了保障，全家人再度鼓起了生活的勇气。

　　孙文广家住福利镇福胜村，女儿孙晓凤17岁时患上一种罕见的类风湿关节炎——成人斯蒂尔病，10年的折磨，女儿已全身关节僵硬，生活不能自理。农村大病致贫，这在新农合实施之前已是司空见惯的事。卖房让地之后，孙文广不得不寻找外援。县妇联的捐助和民政的救济虽然让孙文广倍感关怀和温暖，但相对于女儿的大病诊治费也只是杯水车薪。2007年，也就是女儿治疗被迫中断两年后，孙文广参加了新农合，得到政策内最高比例的补偿，一家人又见到了曙光。

　　事实上，孙文广参加新农合不是想象中那么简单。集贤县试行新农合是2006年开始的，从孙文广家到集中参合的村委会只有2里路，但就是这2里路，孙文广却走了有一年之久。孙文广说：“当时很多人都在观望，不知道新农合究竟能带来多大好处。”

　　对当初农民这种观望，宝清县卫生局局长、首任合管办主任张清峰的分析极为准确：新农合初始时报销封顶线仅为一万元，而且是分段报销，工作人员算账繁琐，农民也容易糊涂，加上小病不报销，住院报销比例又低，农民参合积极性不高。

　　宝清县于2003年启动新农合，是我市也是全省最早的新农合试点县。张清峰说，首年新农合参合率仅为53.8%，刚刚过半。直到2006年才升至80%。这个数字还是通过媒体宣传，工作人员分片包干，长期走村上门解释、劝导得来的。

　　虽然我市于2007年在四县四区全面铺开新农合，但真正让农民参合积极性高涨是在2010年。因为此时无论是新农合的管理制度，还是补偿比例都得到了完善和优化。特别是参合农民筹资标准有了大幅度提高，从2003年的60元(国家50元，个人10元)到2011年的230元(国家200元，个人30元)，逐年在递增；乡镇医疗机构粗具规模性建设，实行门诊统筹。农民大小病都能得到补偿，且大病补偿封顶线不低于5万元；全市推行县域内定点医院垫付制及“一卡通”业务，实现了即时结报，为农民领取补偿金打开了便捷之门。

　　集贤县永安乡五七村农民刘海千2008年到哈尔滨、北京大医院确诊身患尿毒症，可按当时不住院治疗不报销的规定，他的诊治费和腹膜透析费都得不到补偿。刘海千说：“当时真的治不起了，曾想过放弃治疗，是儿女和亲朋让我坚持到2010年。没想到当年又有十几个病种被增纳入新农合支付的诊疗范围，腹膜透析也在其中，这让我起死回生。”

　　据市卫生局统计，2011年全市新农合参合率高达99.81%，位居全省前列。累计发生各类补偿支出3559.3万元，参合农民受益人数达47622人次。“新农合从当初走到现在，政策是一点点完善的，资金是一点点积累的。从中央到地方，几年如一都在做这件事，农民受益的成效有目共睹。”市卫生局局长刘钟文说：“为了让新农合扎落在最实处，我市呕心沥血，掀起了基层医疗机构建设高潮。政府出资改扩县区医院，总面积达98315平方米，基本完成了乡镇卫生院的基础设施建设。并对23所乡镇卫生院配备了相应设备，投资1540万元建设了308所标准化村卫生所。”

　　四方台区太保镇卫生院是政府出资新改扩建的。在这里，记者看到了一座新建的700多平方米的二层楼，宽敞的门诊大厅内，公示着新农合药品报销目录，看病的农民有秩序地排队挂号。院长袁英梅介绍说：“除了政府出资建设新院舍、配设备外，还把我们全院14名医务人员纳入了区财政全额管理。是政府‘注血’让医院焕发了生命力。”

　　50多岁的侯淑杰正在病房测血压，她对记者说：“现在我们农民小病不再拖了。早晨起来感觉头有点疼，上午就来检查一下。这儿离家近，人热情，医院环境好，看病真是方便极了。”得知记者是来采访有关新农合的，大夫从办公室奔出来，他略显激动地说，纳入财政全额管理是对基层院开展新农合工作最大的支持。虽然卫生院不能卖高价药，不收一分挂号费，但所有医务人员都愿意全身心致力于新农合这项公益事业。

　　八年漫长的新农合之路，我市40多万农民见证了，他们也成为了真正的受益者。在此之前，他们曾沐浴过改革开放土地承包的春风，现在他们又在感受着新农村建设的浪潮。今天，他们迸发着一个共同的心声：过着幸福的日子做主人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