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年风雨，60年辉煌。在几代财政人的共同努力下，安徽财政一路走来，成就卓著。在喜迎祖国华诞60周年的特殊日子里，安徽省财政科研所记者拜访了80多岁高龄的省财政厅原厅长杨联同志，想请他谈谈当年财政工作的点点滴滴。对于我们的到来，杨老厅长非常高兴，虽然年事已高，但思路清晰的他，依然兴致勃勃地娓娓道来，向我们谈起了安徽财政过去的那些事……。

　　记者：杨老厅长，非常感谢您接受我们的拜访。我们了解到，您从参加革命开始，就与财政结下了情缘，并长期担任省财政厅领导，为我省财政事业的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能否请您谈一谈您工作以来最值得追忆的事情吗？

　　杨老：很高兴你们的到来。国庆60周年是一件大事、喜事，特别对在财政战线上工作过的同志来说，这60年的变化值得追忆，值得引以为豪。接受你们的采访，是我的责任，也是我的义务。正如你们所说，我是1940年参加工作的，一开始在天长、高邮抗日根据地从事征税与缉私工作。新中国成立以后，进入中国人民银行。1956年，调到省财政厅，担任财政厅副厅长。1965年后，担任厅长，直到1978年调到省财办（1970-1972年到安庆任职）。

　　虽然1990年退了下来，但我在近20年时间里，一直坚持看报纸、看新闻，还有厅里的财政信息、《安徽财会》等文件资料，做到人退心未退。最近，经常看到有关“小金库”治理方面的报道，知道财政厅为治理“小金库”成立了专门机构，下发了文件，工作正在深入推进。这就使我联想很多，感慨很多。“小金库”问题不仅现在有，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就有。同时，小金库问题历来为社会所关注。抓好“小金库”治理，不单单是规范财政管理问题，还对推进反腐倡廉建设、促进社会和谐具有重大意义。我就以此为话题吧。

　　记者：杨老厅长，可以说，您把一生的精力都献给了安徽财政事业，离开工作岗位近20年还对财政有着一种不舍的情结，一直学习财政，一直关心财政。您的这种精神很让我们感动，值得我们学习。刚才您说对“小金库”治理有很多感触，那请您简要介绍一下当时“小金库”治理工作的有关情况。

　　杨老：新中国成立以后，“小金库”的产生既有其合理的一面，但也带来了许多问题。当时“小金库”，也叫“小钱柜”、“小家当”、“小仓库”。国家为此多次开展了清理工作，我在任期间印象最深刻的有两次重大的清理，一次是1963年，一次是1976年。这里，我重点介绍一下1963年那次。

　　1963年4月，为了贯彻中共安徽省委《关于贯彻执行中央关于厉行增产节约和“五反”运动的指示和部署意见》精神，省财政厅党组向省委报送了《关于财政上严重分散主义的检查报告》，其中一个问题就是“不择手段搞预算外‘小家当’”。到了1963年6月，中央在有关文件中再次要求各省（市、自治区）进行一次彻底了“小钱柜”、“小仓库”清理检查，把这一工作作为当时“五反”（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运动的重要内容之一。中共安徽省委及时批转了中共安徽省财政厅党组进一步清理全省“小家当”的意见。

　　经过将近7个月的清理，1963年当年，全省共清理属于非法的“小家当”、“小钱柜”资金45373万元。这些资金现在看来相对不大，但在当时的财政情况下，“小家当”资金可是一笔不小的数目。我记得1962年全省财政收入只有47363万元、财政支出只有40537万元，“小家当”、“小钱柜”资金几乎与财政收入持平，可见当时“小家当”、“小钱柜”资金膨胀到了何种程度。

　　记者：杨老厅长，请问当时造成“小家当”、“小钱柜”资金膨胀的原因是什么？形成“小家当”、“小钱柜”资金主要有哪些渠道？

　　杨老：应该说，“小家当”、“小钱柜”的形成是一个逐步积累的过程。从当时情况看，产生“小家当”、“小钱柜”主要是制度上的漏洞和管理上的粗放：一是财政管理制度不完善。当时，财政法规制度不像如今这么健全，预算没有相关立法，尽管我们在调研时，多次建议预算需要立法，但只有政务院颁布的“预算管理办法”，不像现在有了“预算法”。受此影响，那时候，机关、企事业单位实行“以领代报”制。所谓“领”就是指预算，所谓“报”就是指决算，预算拨多少就算多少，这是预算上的漏洞。二是预决算科目设置较为粗放。在你们《安徽财会》的报道中，我看到谢旭人部长来安徽考察调研时多次强调财政管理要科学化、精细化。这“两化”讲得非常有道理。但那时，预算收入科目只有四大类，即工商税、农业税、企业利润和其他收入，不够精细化。同时，上一年没用完的财政资金到下一年就结转为部门所有，“化大公为小公”，改变了资金性质，滋生了“小金库”。三是税收管理上的“跑、冒、滴、漏”现象较为严重。

　　除此之外，当时还有一个特殊的历史因素。1958-1960年，由于经验不足，急于求成，我国提出了“大跃进”，出现了“浮夸风”。在“多收入、多支出、多建设”的思想指导下，片面强调群众的主观能动性，不讲客观条件，把必要的规章制度看成是“束缚群众手脚的条条框框”，强调“先破后立”，致使既有的财政规章制度废弛，破坏了财政财务管理的正常秩序，违反财经纪律的问题相当严重。

　　从当时“小家当”、“小钱柜”的形成渠道看，来源及其手法可谓多种多样，主要是隐瞒扣留国家财政收入；虚报支出，假报决算，骗取国家财政资金；挤占国营企业资金，抽调集体积累，平调群众资金；擅自提高物价，捞取非法收入；等等。

　　记者：杨老厅长，针对“小家当”、“小钱柜”膨胀的情况，当时省财政厅做了哪些清理工作，采取了哪些硬措施？

　　杨老：当时清理“小钱柜”、“小家当”是根据中央要求开展的。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责成财政部门作为牵头部门具体抓，各部门也给予了大力支持和配合。在工作中，我们召开多次会议，下发文件，明确“小金库”治理的目标任务和工作要求，先是开展自查自纠，各地各单位要清理汇报，然后是组织抽查，对发现隐瞒不报、拒不整改的，给予严肃处理。那时，我正被抽调到六安，带领300多位省直单位的同志驻点搞“四清”。但作为财政厅负责人，每次遇到开会或布置工作时，我就一大早从六安赶回来，回家吃完早饭后就赶到厅里。这里还有一个插曲，有一位市财政局的局长，向我提出：你不在家，何必这么辛苦，可以放手不管。其实，抓“小钱柜”、“小家当”不同财政分钱，而尽是得罪人的事情，但省委、省政府要求财政部门牵头抓总，这是对财政部门的信任。我自己只有把工作做好了，抓实了，才能尽到责任，也才能对得起党和人民的重托。

　　为了保证清理“小钱柜”、“小家当”工作取得实效，当时措施是十分严格的。首先，通过银行部门冻结所有单位存款，严格审查单位资金的来龙去脉。其次，在召开会议、广泛听取群众意见的基础上，采取分类处理的办法。凡是来源符合国家规定，经批准留给单位的，承认存款单位的所有权，但资金使用必须严格履行手续，严格按标准控制支出；凡是来源不符合国家规定的，属于财政的资金，按照管理级次一律缴回财政部门作为预算收入；对于各单位被冻结的历年滚存结余资金，由存款单位全部上缴同级财政作为预算收入，“化小公为大公”。针对清理检查中发现的问题，进一步修订和完善规章制度，堵住漏洞。如果涉及到违纪违法的事情，则严格给予党纪政纪和法律处分。

　　记者：杨老厅长，您能否再继续给我们介绍一下，通过7个月的集中清理，治理“小家当”、“小钱柜”取得了哪些成效？

　　杨老：好的。从当时情况看，我省清理“小家当”、“小钱柜”取得了三个预期目的：一是贯彻落实了中央提出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认真清理了各方面资金，压缩了社会集团购买力，保证了重点建设需要。比如1963年当年用“小钱柜”资金安排计划外基本建设投资16472万元，共建设3588个项目。二是平衡了预算，防止了财政赤字。改革开放以前，我国要求“四大平衡”。财政收支如果不能保持平衡，那可是大问题。当时受浮夸风的影响，1958-1960年，财政收入、特别是企业收入的反常猛升，造成财政虚收很多，但财政支出的猛增却是实实在在的、刚性的，因而在1961年国家提出整顿时，财政收支平衡压力很大。比如，1960年，我省财政收入达到115921万元，但到1962年只有47363万元，财政收入下降了一半多。经过清理集中部分“小家当”、“小钱柜”，1963年财政收入达到60796万元，增加了28.36%。三是严肃了财经纪律，有效杜绝了腐败。那时财政比较困难，各方面条件都很艰苦。比如来人接待，一般就在食堂就餐，如果能上一个炒鸡蛋，就算是很高的待遇。在有“小钱柜”情况下，有些单位为了照顾工作关系，自报自批，改善招待伙食。后来，随着“小钱柜”资金的增多，单位执行财经制度不严，自我支出项目逐渐增多，标准也不断提高，滋生了浪费和腐败现象。通过，“小家当”、“小钱柜”的清理和整章建制，规范了财政分配关系，严格执行了财政制度，从源头上推进了反腐倡廉建设。

　　记者：杨老厅长，通过您的介绍，使我们对过去和现在正在开展的“小金库”治理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也深感做好财政工作的责任和不易。在这祖国60华诞的特殊日子里，您作为安徽财政60年发展的亲历亲为者，对今后我省财政的发展还有什么愿望？

　　杨老：60年来，我省财政发展成就瞩目。作为老一辈财政人，看到安徽财政今天的发展，很欣慰，也很自豪。回顾60年财政发展历程，我们重在总结经验，展望未来。近几年来，省委、省政府紧抓中部崛起的战略机遇，提出了要“推进跨越发展、加速实现崛起”的战略目标，最近又提出了“保增长、赶两湖、超万亿”。省财政也及时提出“四破四立”和“做好五篇文章”的新型理财观，主动理财，科学理财，民主理财，依法理财，竭力服务安徽跨越发展。这种新型的理财理念和理财实践，是毛主席老人家提出的“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具体体现，很给人以信心，很给人以振奋。希望安徽财政继续开拓创新，扎实进取，为安徽经济社会的跨越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