扶贫工作干了很多年，有成效，但仍有硬骨头要啃。近年来，作为国家扶贫开发示范区的重庆市以“缩小三个差距、促进共同富裕”为目标，通过“两翼”万元增收工程、“三权”抵押贷款、创建互助资金合作社等方式，构建起全新的、功能健全的扶贫工作平台，让贫困农民共享发展成果，“站着”去发展。

　　据统计，重庆农村绝对贫困人口已从直辖之初的366万下降到2010年的45万，降幅近九成；重点贫困区县农民人均纯收入从2000年的1397元增加到2010年的4235元，年均增幅近12%。按重庆市政府工作计划，到2012年，力争再脱贫30万人，率先在西部消除绝对贫困现象。

　　95%的“两翼”农户3年内实现万元增收

　　重庆的“两翼”，也就是该市的“贫困带”。2009年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两翼”17个区县有15个是贫困县，集中了全市80%的贫困人口，二元结构突出。

　　贫困户增收本身就是增收工程的“软肋”，特别是在当下，诸多地方政府都在为农民增收乏力感到无计可施时，重庆政府在统筹城乡过程中却提出，从2010年起，用3年时间使“两翼”有劳动能力的95%以上的农户实现1万元增收目标，且该目标是“户户”而非利用大企业、大项目垒起高产值产生的“平均”，这种不是“被增收”的真正增收，何以实现？

　　为使“两翼”地区尽快走出“有资源、缺资金、缺市场”的困局，重庆政府提出了“三大投入”、“二项贴息”、“六种补助”的扶持政策，重点推行林畜养殖、林下养畜、林地种植、林业产业、林果产业、森林旅游等6大途径28种增收模式，农户可以结合自身实际情况，选取任意一种模式并取得政府对口帮扶。

　　“三大投入”，即财政、项目、金融投入。建立“增收工程”专项资金，政府3年投入财政资金100亿元；金融机构新增“两翼”农户万元增收工程贷款的营业税地方所得部分全额返还，2010年5家银行向“两翼”累计投放贷款近200亿元。当年，两级财政共投入32.8亿元。2011年，财政投入资金达到35.3亿元。在延伸产业链方面，该市通过壮大粮油、生猪、柑橘、蔬菜等八大百亿级产业链建设，重点抓好“两翼”17个农产品综合批发市场建设，并整体策划包装一批优势特色品牌，促进大批农产品优势品牌走向全国。

　　“二项贴息”，即财政对物流和市场体系建设补助或贷款贴息、专业合作社（大户）和企业等营销组织补助或贷款贴息。

　　“六种补助”，即安排财政专项资金重点用于良种繁育体系建设补助、标准化种植养殖基地补助、重大动植物疫病防控补助、农业保险保费补助、物流和市场体系建设补助或贷款贴息、专业合作社（大户）和企业等营销组织补助或贷款贴息等。

　　在资金的“药引”作用下，好政策一下激发了老百姓无限的创富热情。如今，在“两翼”地区，老百姓已经把“沉睡”的大山唤醒，把“荒山穷山”变成了“秀山宝山”。

　　项目的蓬勃发展，使老百姓的增收步伐明显加快，使得“万元”增收工程取得了关键性的跨越。该市万元增收计划实施的第一年，“两翼”农民人均纯收入4700元，较上年增加800元，增长21%；户均增收3000元以上，有30%左右的农户一年就实现万元增收目标。2011年，“两翼”地区农户户均累计增收达到7500元。“两翼”农民与全市平均收入的差距也将从2010年的720元缩小到420元左右。市政府报告称，得益于财政资金扶持继续发力，预计到2012年，该市“两翼”地区的300万农户将超预期实现户均增收1万元的目标。

　　除经济效益增加带来的显性效益，在推进“两翼”农户万元增收过程中，17个区县的特色产业群也逐渐形成，农村发展焕发出新的生机和活力。由此带来的可喜变化是党群干群关系更加紧密，农村各类信访量下降25%左右。许多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开始改变就业方式，采取就地就业或返乡创业，减少了农村空巢老人和留守儿童等社会难题。

　　“三权”抵押创先河，一纸确权值万金

　　由于缺乏有效抵押物，贫困农民发展农业生产、实现规模经营，一直存在“贷款难”的问题。重庆市在2010年提出了制度性的解决方式：在全市范围内推行土地承包经营权、基地使用权、林权“三权”抵押贷款，通过制度建设，使农村资产及权益运用实现重大突破。

　　农村承包地、宅基地、林地抵押贷款，其主要作用在于激活了农村“沉睡资本”，确认农民的财产权，带动农民土地财产有效流动，解决贫困农户贷款抵押“担保难”；“三权”抵押贷款与农户小额信用贷款等其他农贷相比，额度更大、期限更长，获得资金较多，能满足农村专业大户、经济能人的资金需求。

　　然而，在政策实施之初，“三权”在银行眼里却不是“沉心石”。由于这些资产难以评估、抵押登记，银行担心贷款放出去会出现风险，客观存在着惜贷拒贷现象。

　　为打通“农民贷款难”与“银行放贷慎”之间的“肠梗阻”，重庆建立“三权”抵押贷款风险补偿基金，即通过市、区县两级财政资金补助，如遇农户无法归还贷款，由政府给予金融机构适当补偿，补偿标准为损失的20%－30%，降低了农民的抵押风险。也就是说，银行以“三权”抵押贷出款项后，凡是符合条件的贷款损失经审批后就可获得35%的财政风险补偿金，其中市级风险补偿金承担20%，区县风险补偿金承担15%。其余65%则由放贷银行承担。此举为二者建立起一条融通的平桥，从根本上解决了“贷与放”之间的难题。更重要的是增加了农民的财产性收入，为农民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增收致富创造了条件。

　　同时，重庆还利用现有土地交易所和林权交易中心等资产交易平台，通过参与金融机构涉农不良资产的打包重组、资产整合等措施，努力化解涉农信贷资产风险。

　　据初步统计，截至2011年底，该市已累计发放农村“三权”抵押贷款100亿元以上，全市银行业金融机构“三权”抵押贷款余额达到80亿元以上，大量闲置的农村资产被盘活，很多贫困农民因此增收致富。

　　建立“草根银行”让扶贫资金用之不竭

　　如何分割出一部分财政扶贫资金满足贫困农民小额度贷款的个性需求，又让有限的资金循环使用，成为一种新型致富“酵母”，重庆政府推出了一种新型“土银行”借贷方式。

　　除了通过推行“三权”抵押贷款，破解贫困地区融资难题之外，2007年以来，重庆市还在全市范围内大力发展扶贫资金互助社，这种“草根银行”是将政府扶贫资金和村民的入会费捆绑在一起，由村民自愿结成非盈利性社团组织。财政注入的资金不形成政府部门的入股，而村民的入股配额不得超过财政注入资金的50%。

　　按照“民办、民管、民受益”的原则，凡是入股成为会员的农户，在发展农业生产，遭遇资金困难时，均可向协会提出借款申请，得到资金支持。其借款年利率低于银行利率，而入股资金的红利则略高于存款利率。

　　经过几年的运行，如今，这种全新的借贷方式在重庆广袤的农村越来越被老百姓所接受。专家认为，重庆扶贫资金互助社的出现，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目前农村金融机构和金融产品的不足，是扶贫机制创新的一次重要尝试。它最大的亮点是创新了扶贫资金的使用方式，变一次性投入为“滚动式”循环使用。如财政扶贫资金此前投入某村20万元，可能在一年内便使用完，再无节余，而注入互助资金协会后，农民只能在互助会里借款，到期必须连本带利一起偿还，由此周而复始被利用，扶贫资金永远产生着效益。

　　据了解，从2007年试点至今，该市32个区县已建起1000多个扶贫资金互助社，全市平均每年有2亿元资金留在贫困村内滚动，可以随时解决农民的资金需求。

记者 邓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