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6日，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一季度国民经济数据表明，扩张性宏观政策的效力已经显现。
　　从“龙头指标”GDP看，尚“比较难看”，处于增长6．1％左右的较低位，与年度8％左右的增长目标差距明显。但与去年从13％跌到四季度的6．8％相比较，下跌速率已收敛下来。
　　财政收入则可称为“非常难看”，1—3月累计同比降低8．3％（同比减少1329亿元），与年度增长8％的目标相距甚远。具体分析，财政收入从月度环比看还是向好的，累计降幅较大的原因除经济增长率走低、企业效益下滑、政策性减税较多（含出口退税大幅增加）之外，还有物价下降使以现价计算的财政收入减少以及去年同期结转自上一年的收入比重较高等原因。同时应指出，今年一季度也有成品油税费改革使国内消费税大幅增长38．5％的因素。如把去年一季度和今年一季度不可比的因素都剔除，纯因经济下滑带来的减收因素，粗估也应有700亿—800亿元，凸显了由经济低迷所决定的财政困难。
　　在企业的微观层面上，部分大企业情况好转，一般企业尤其外向型企业，中小企业、民营企业困难还在延续，但企业的预期已有所好转。
　　可以发现，我国受到外部金融危机冲击而滑入低迷阶段的宏观经济运行，正在接近底部或正在完成其触底，如不出现极大的意外，当扩张政策对冲净尽经济自身的下滑惯性后，国民经济有望在今年由“前低”转入“后高”，即实现触底后的回升。
　　高外贸依存度情况下无法“独善其身”的中国经济，在下一阶段仍然具有来自外部的“不确定性”。但随着美国等主要贸易伙伴国经济态势的企稳迹象，这种“不确定性”已不像先前那么大了。然而，我国宏观政策调控“相机抉择”的原定框架不应改变，今年二季度的主要指标情况十分关键，需要对其密切跟踪观察，做“好”与“坏”两个方向上的准备。
　　从“坏”的方向思考，宁肯把下一阶段的局面想得坏一些，困难想得大一点。假设二季度的情况不如人意，则有必要启动预案，给已实施的扩张性政策加码。在有必要的情况下，下这个决心至迟不应晚于6月末。从我们自己的调控经验看，1998年实行预算调整方案启动积极财政政策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冲击后，在1999年，当一季度数据表明投资增长率明显偏低时，又曾实行了给扩张政策加码的预算调整方案，把年初安排的当年500亿元长期建设国债规模提升到1100亿元；在2000年，当二季度看清美国“新经济”泡沫破灭带来的负面影响后，再一次实行了增强扩张力度的预算调整方案，把年初安排的1000亿元长期建设国债规模提升到1500亿元。今年，我们也有必要防患未然，做好政策预案。
　　从“好”的方向考虑，如果二季度的经济运行表明可以顺利地从“前低”转入“后高”，已不必启动给扩张政策加码的预案的话，则有必要不失时机地考虑启动把资源税负向上调整的改革方案，贯彻中长期转变发展方式、促进结构升级、提高增长质量的追求。
　　即使今年我国经济顺利地从“前低”转入“后高”，也并不意味着会马上重新进入一个高涨阶段。从上世纪90年代初期以来的经验看，高涨期和低迷期每当来临，都会延续5年左右（如1992—1997年高涨，1998—2003年低迷，2003—2008年高涨，现又入低迷）；另外，从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与美国等主要贸易伙伴国的互动关系看，上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中美经济走势的曲线高度一致，阶段转换上，中国比美国滞后半年至一年，而这一轮美国经济的低迷可能延续3年以上。
　　结合上述这两个“经验”做粗线条的预计，我国这一轮相对低迷阶段，还可能要延续3年以上；宏观扩张政策从启动到淡出，要准备历经5年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