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部会计司注册会计师处处长  王宏

　　2013年10月21日至23日，我在贵阳市息烽县西山镇文安村驻村学习调研3天。文安村位于西山镇西部，全村面积4657亩（其中耕地769亩），下辖10个村民组，有农户300余户，村民988人，2012年人均纯收入7142元，在全县农村居中等偏下水平。文安村以种植蔬菜为主业，“文安香葱”更是招人喜爱，声名远扬。雨中的文安村，郁郁葱葱，云雾寥寥，好一幅安宁祥和的田园美景！

　　3天驻村，我一路走，一路看，一路问，一路听，一路想。农村、农业、农民，所有最抽象的概念在这3天里变得如此具体、如此真实、如此厚重而又如此亲切。以下撷取9个片段记录我的所见所闻和所思所感。

　　最欣慰的事

　　上一次来息烽县调研财税工作时，县委、县政府主要负责同志重点就加大农村教育投入、改善农村孩子学习生活条件向我提出建议。孩子，永远是每个成人心中最柔软、最脆弱的部分，我当即答应和他们一起想办法。时隔大半年再来息烽，听到的第一个喜讯就是我们的努力有了回报，900多万元的支持资金已经到账，全县所有农村中小学生都吃上了免费营养午餐，走在了贵州省的前列。由于文安村没有小学，我特意来到邻近的鹿窝村西山小学一探虚实。中午12点半，从每个教室里飞奔而出8名学生，两两一组，或抬菜，或抬汤，或抬餐具，满脸流光溢彩，欢呼雀跃着回到教室。教室里，两名老师站在讲台上，一人掌勺分米饭，一人掌勺分菜。孩子们自觉排成一长队，依次领取分好的饭菜，回到各自座位上美滋滋地吃起来。汤则自取。中央财政给3元，地方财政补一点，一荤一素一汤一饭，虽然吃得简单点，但孩子们总算吃上了热腾腾的、有基本营养保证的午餐。我随机问几名孩子，吃得饱吗？有没有家里吃得好？得到的都是肯定的回答。老师们补充道，贫困家庭的孩子就靠这顿中午饭吃点油荤。有了免费营养午餐，一些辍学的孩子又回到了校园。那一刻，我的眼睛湿润了。我深知，我们要做的事还很多很多，但只要我们一点一点、一步一步去做，孩子们的明天会更好，国家的明天会更好。

　　最自豪的事

　　走在文安村中，每个村民组之间都有水泥路相连，路宽约3.5米，两侧都修有水沟，村民们称之为主沟。每户农家之间，也有一条水泥小路相接，路宽约1米，两侧也修有水沟，蜿蜒延伸到田间地头，村民们称之为支沟。村干部告诉我，村道、沟渠都是通过“一事一议”财政奖补政策修成的。刚开始村民们不理解何为“一事一议”，对筹工筹劳也有顾虑，但看到别的村通过“一事一议”路变好了，水利、文体设施变多了，村子变亮了、变美了，都争着抢着要“一事一议”。得知我是财政部来的挂职干部，乡亲们都夸财政做好事、做实事，并不失时机地向我倾诉，村民们大多以卖菜谋生，但公交车只走乡镇主干道，不走村道，偏僻一些的农户，得背着、挑着几十斤、上百斤菜先走村道，再上乡镇主干道。村民们起早贪黑，但村道上没有路灯，妇女们经常“怕得很”（瘆得慌），希望我呼吁呼吁，替他们多争取“一事一议”。听到老乡们最憨厚、最质朴、最直白的表扬，我不禁心生几分得意，更为财政系统为广大农民办了一些实实在在的事情感到自豪。

　　最温暖的事

　　息九公路贯穿文安村，文安村卫生室就位于息九公路旁。我信步走进卫生室，和村医小李聊了起来。小李30出头，卫校毕业，后又通过进修获得职业资格。环顾卫生室，其实是把小李家住房隔出两间来形成的，一间做门诊，一间做药房。之所以没有专门的卫生室，主要是村里没有公用土地可用来盖房子，只好因陋就简。卫生室虽不大，但干净整洁，井井有条。我向小李打听村民参加“新农合”情况和卫生室服务、管理情况，小李快言快语、一一道来。她介绍，全村90%以上的村民参加了“新农合”，每人每年交70元钱，都很乐意，因为一旦得大病，在县城住院可报销约70%，大家觉得划得来。至于一般的感冒头痛，在村里就可治疗，门诊费9元，国家出8元，病人只出1元，村民都拥护。闲聊之间，小李拿出厚厚一大本就医情况登记表，上面详细登记着病人姓名、住址、就医时间、症状和诊断意见等信息，既清晰，又规范。谈到对村医这份职业的感受，小李直言虽然收入不高（每个村具体情况不一样，她在文安村每月收入不到2000元）、条件艰苦，但能为守护村民健康做点事，很知足。走出卫生室，雨还在淅淅沥沥地下着，微风中更增添了几分深秋的寒意，但国家下大决心、花大财力保障农民的基本医疗，提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并初步建立了一支基层医疗卫生服务队伍，让人温暖。

　　最惊喜的事

　　在村里走了七、八里地，路经四、五个村民组，也探访了多户农家，让我深感意外和惊喜的有两点：其一，村民们的住房条件大大改善了，土坯房、茅草棚几近绝迹。富裕户多住2层楼房，有约10个房间，建筑成本在15万元左右；一般户住砖混结构的平房，也有四、五个房间，建筑成本多在10万元以内。其二，绝大多数村民用上了自来水，厕所也是自动冲水。老乡们说，住房条件的改善一靠国家支持，二靠发家致富。近年来实施的农村危房改造工程，依贫困程度等因素，五保户、低保户可获政府补助2万多元，其他困难户可获补助1万多元，大头由中央财政和省级财政承担，极大地调动了村民重建、翻建、修缮、加固房屋的积极性，促进农村住房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至于自来水，主要得益于村子山坳里有一个大水塘，村民集资加上财政补助就建上了送水管网，花钱不多，但乡亲们吃上了放心水。住房、吃水都是村民们最基本的民生，文安村带给我的惊喜，正是广大农村民生改善的缩影。

　　最难忘的事

　　驻村3天，一直下着雨。雨中的文安村，更显清新静谧。早上6点多，久违的鸡鸣在窗边响起，或疾或徐，或远或近，恰似一阵阵号声，催促人们在蒙蒙亮的晨曦苏醒。站在窗边，雨雾缭绕，满目青翠。不一会儿，三三两两的村民披着雨衣走进地里，有的在拔菜，有的在新种菜苗，有的在锄草。我看不清他们的面庞，但我清晰地看到他们一直弯着腰，不停地忙碌，从这边走到那边，从那边走向更远。偶尔从田埂上走过几个老乡或是上学的孩子，他们会直起腰来打个招呼，算是歇一口气。渐渐地，有村民挑着满满一担菜往公路上走去了，有村民锄完草扛着锄头回家了。上午10点，地里暂时恢复了平静，乡亲们开始了一天的早餐时间。我算了算，从早上7点到上午10点（早餐时间），从上午11点到下午3点（午餐时间），从下午4点到晚上8点（晚餐时间），乡亲们一天至少要忙碌11小时，其中近一半的时间在田地里弯腰驼背地劳作。在农民心中，没有8小时工作制的概念，更没有加班费、绩效奖、年休假的概念。他们想的，是多种粮、多种菜、多打工挣钱。他们不懂剪刀差，但他们特别懂得感恩，一本信农惠农“一折通”，虽然一年只有三、四百元的各种补贴，但他们看得很重，发自肺腑地感念党和政府的恩情。农民，永远是我们的衣食父母。为农民办事，是积德行善，更是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

　　最难过的事

　　驻村伊始，我就和村干部商量，希望带我到最贫困的村民家看看。我先后看望、慰问了4户特困户，其中印象最深的有两家，一家姓杨，另一家姓朱，两家的共同特点都是因病致贫、返贫。杨大姐今年62岁，但看上去苍老羸弱。她患过肺病等好几种病，是远近闻名的“药罐子”。去年，她老伴又因车祸去世，不仅失去了一个劳动力，还迫使在外打工的儿子不得不返乡务农以方便照顾她，更令全家捉襟见肘。另一户的朱大姐也只有60出头，她患的是脑血栓，一年中做了四次手术，术后服药、调养每月花费1000多元。沉重的经济压力迫使家里卖了耕牛，朱大姐60多岁的老伴也不得不外出打工维系生计。不幸中的万幸，一是“新农合”帮她们分担了一些费用（主要是住院费），二是她们的儿子都很孝顺，倾家荡产也要为她们治病。村干部说，这两户人家以前都不算差，朱大姐家前两年还翻盖了两层新房，但得一场大病就压垮一家人。看着眼前的两位大姐，我能做的，就是送上一点微薄的心意，同时恳请她们坚定信心，一定要，也一定能迈过这道坎儿。大姐不停地抹眼泪，不停地点头。我强忍难过向她们道别，走出很远一段路，回头看时，大姐还站在屋子前朝我招手。她们的病痛，让我心疼；她们的坚毅，令我感动。

　　最渴望的事

　　也许是生在教师家庭的缘故，我对学校怀有特殊的感情。虽然文安村没有小学，但我还是执意到西山镇的另外两所小学去看了看。除了前面讲到的西山小学，另一所是更为偏远的关口小学，离文安村约有30里地。关口小学有10名老师，100多名学生，每个年级一个班，每班二十人左右。年轻的校长告诉我，他最愧疚的有两件事：一是学校没有英语老师，城里的孩子最迟小学三年级开始上英语课，但他缺师资、做不到，对不起孩子们；二是学校只有教学楼，没有学生宿舍，住得最远的孩子从家里走到学校需2小时，一天往返就是4小时。为了方便学生，学校实行半日制，就是一口气上完6节课，尽可能让孩子们在天黑前回到家。尽管如此，遇到刮风下雨下雪，孩子们还是很受罪。将心比心，我深深感到，教育难，最难的是农村教育；教育公平，最重要的是起点公平。我也深知，党和国家高度重视教育事业，教育支出已是公共财政第一大支出。但我仍渴望，在教育资源配置的顶层设计上，能多一点雪中送炭，少一点锦上添花。让我们从城市小学花样翻新的奥数、英语狂热中冷静下来吧，停下脚步，好好看看如成人般披星戴月行走在山路间的农村孩子们！

　　最期待的事

　　驻村期间，我还先后来到文安村农家书屋和西山镇文化站，实地了解文化站所运行状况和基层文化活动开展情况，总的体会是有喜有忧。喜的是广播、电视、电话、互联网基本实现了全覆盖，同时镇里、村里还成立了锣鼓队、篮球队等业余队伍，经常组织开展比赛，丰富了农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很受欢迎。忧的是镇里、村里的上万册图书很少有人借阅，十几台电脑摆放整齐，但几乎无人光顾。镇、村干部和我一起分析，感到症结主要有二：第一，现在手机、电视已经普及，村民学习知识、获取信息的手段多元化，客观上减少了对图书的依赖；第二，村民忙于生计，农活繁重，加之住所分散，有的还十分偏远，也在客观上制约了对文化站所图书、电脑的使用。让我困惑的是，一方面是文化站所图书、电脑的闲置，另一方面是村小学的孩子们梦想着能多读几本课外书，能有机会通过电脑、网络和外出打工的父母说说话、见见面，我们为什么不能从实际出发，整合资源、盘活资产，让其发挥更大的作用呢？我知道这个“板子”不能打在镇、村干部身上，因为“上面”有规定、有要求、有检查，他们左右为难，无能为力。我相信“上面”的用心是好的，我也相信部分地方文化站所的资源利用是好的，但基层情况千差万别，应当因地制宜、实事求是，切实把好事办好。况且，无论是哪个部门、通过何种渠道配置的文化资源，归根结底都是财政的投入、国家的资源。我期待着这些资源活起来、用起来，真正让农民群众受益。

　　最可亲可敬的一家人

　　驻村3天，我寄住在李志权大姐家里，她是文安村的村支书。李大姐一家5口人，老伴姓蔡，是远近闻名的种菜能手；儿子在县城打工，儿媳在幼儿园工作；孙子蔡方舟今年8岁，在邻村上小学二年级。一连三天，李大姐陪我看农田、看学校、看卫生室、看文化站、走访农户，她就是我在村里的“拐杖”，坚实而温暖。她留给我最深的印象，一是奉献精神，二是人格魅力。作为村支书，她每月领取的收入只有1500元，但村里大大小小、林林种种的事情全靠她张罗，她是带头人，是主心骨。她是一位普通的农家妇女，文化不高，不善言辞，身材瘦小，却洋溢着无比的工作热情，充满了无穷的精神力量。她对村里的情况了如指掌、如数家珍，对五保户、低保户、困难户、残障家庭充满感情。走在村里，村民们不停地和她打招呼，或咨询政策，或聊聊家常，或嘘寒问暖，她是这个村最大的“官”，却和每一位村民亲如一家。她的老伴蔡大哥，清清瘦瘦、沉稳寡言。种蔬菜，他是一把好手；在家里，他是“贤内助”。因为李大姐陪我调研，一日三餐做饭的任务自然落在蔡大哥身上。他总是为饭菜是否可口而忐忑，直到看到我极富战斗力的吃饭能力后他才稍显心安。他的勤劳、质朴、厚道让我难以忘怀。李大姐的儿子、儿媳早出晚归，接触不多，但彬彬有礼，文化水平也高于上一辈，新农村建设的重任，要由他们扛起并一代代接力。李大姐的孙子蔡方舟每天下午4点放学，他喜欢到我的房间串串门，聊上几句。小方舟性格开朗，成绩不错。我鼓励他好好学习，锻炼好身体，争取今后考上大学，为建设家乡做贡献。小方舟很懂事，不断点头，让人疼爱。临别之际，我奖励小方舟200元钱，并留下300元食宿费，李大姐一家百般推辞。我们相约，要做一辈子的朋友和家人，相互关心、彼此牵挂、共同祝福。

　　3天驻村转瞬即逝，但永安村干部群众带给我的人生感悟、留给我的精神财富弥足珍贵，值得我永远珍惜。别了，永安，永远安康！别了，息烽，烽火不息！

　　（作者系财政部会计司注册会计师处处长，中央第13批博士服务团贵州团副团长，现挂职任贵阳市政府党组成员、市长助理，兼任市财政局党组成员、副局长）